1948年2月24日，邓小平、李先念等率领前方指挥部北渡淮河，在临泉县韦寨与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部及中原局会合。至此，挺进中原的任务胜利完成。这时的邓小平既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政委，又是中原局的书记了。

　　刘邓大军从大别山来到淮西后，在一些指战员的思想上引起了一阵波动。有人认为这是在大别山站不住了，是前进了一千里，后退五百里；还有人认为，过去部队在内线作战时，十战十捷，仅鲁西南战役就歼敌9.5个旅，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敌4个旅。刘邓大军由进大别山前的12万人马，变成了不足10万人马。这些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斗志。

　　1948年3月6日，针对部队中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邓小平在临泉县韦寨向野战军直属队干部作了《关于反攻形势和整党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邓小平指出，主力部队转出大别山，不是在大别山站不住，而是“说明大别山的斗争已经前进了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部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前进到主力已可以逐步抽出集结机动作战”，这在前一个时期是不可能的。他指出：“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一半以上的兵力，虽在全国范围内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他还说：“从中原野战军来看，在鄂豫皖，大别山的几个纵队是有削弱，减员约百分之十五，但江汉发展了百分之百；桐柏发展了百分之五十；豫陕鄂这边发展了百分之百；豫皖苏也是发展的。所以，从总体上说，力量比过去大了。”邓小平深刻揭示了全局与局部、形式与本质、损失与胜利、后退与前进的辩证关系，对全体指战员的鼓舞很大。

　　邓小平在大别山斗争中，一手抓打仗，使部队在大别山站住了脚；一手抓土改，对新区土改政策的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土改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但由于当时土改是在战争环境中进行的，在土改中因急于立足生根，采取了老解放区的做法，触动了工商业，侵犯了中农、富农的利益，镇压反革命中也犯了“左”的错误。这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

　　1948年1月，他和李先念在金寨、麻城检查工作，发现“在分浮财中，贫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而“果实却落到了流氓、地痞、地主狗腿子手中”，还发现少数干部存在思想、作风不纯问题。邓小平、李先念当即将此情况通报，并指示“各区严重注意”。1月30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主席的《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策略问题》的综合报告中，具体分析了大别山的形势和特点，指出“大别山区（包括鄂豫、皖西两区）1200万人口，我们要力争600万的巩固区（经过严重的斗争），另一半人口的地区，则将是长期的游击区”，建议对两种地区的土改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2月8日，他在写给中央的《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根据大别山的教训，进一步提出“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要。1、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两载所能达到。2、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对于农民有利，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毛泽东十分赞许这些意见，2月17日特向全党转发了这份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1948年3月8日，春寒料峭。邓小平在临泉县再一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进入大别山后的几个策略问题》，列举了进入大别山后所犯“左”倾急性病6个方面的表现，提出：团结90%以上的人；区别巩固区和游击区的不同策略步骤；禁止乱杀人，照顾群众利益，减轻负担，以及注意工商业政策等。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的观点非常赞同，认为“非常之好”，同时将这个报告转批各地“依照办理”，并在批语中深刻地指出，没有这种“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

　　1948年春，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大别山两个解放区相继开展了纠正“左”的错误的工作，纠正了乱分、乱打、乱收的做法，土地改革于4月基本停止，一些遗留问题在推进新区政策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后，和陈粟大军、陈谢大军密切配合作战，先后取得宛西战役、开封战役、睢杞战役的胜利。更令人兴奋的是，刘邓麾下之第六纵队攻克鄂西历史名城襄樊，活捉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

　　此役之后，华野发起济南战役，使华东、华北、中原三大战略区连成一片。中野、华野两大主力完全控制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主动权，国民党已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逐步以徐州、武汉为中心，收缩为刘峙、白崇禧两个集团。

　　至此，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已见分晓。

　　毛泽东兴奋地打着手势说：“解放战争好比看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越过山坳，爬过山顶，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战争形势的新转折已经到来了！”

　　40多年后，80多岁的邓小平谈到这场斗争时说：“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