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忠

　　生我养我的是母亲，哺育我知识成长的是学校和图书馆。母亲会老我而去，图书馆伴我终生。

　　幼时读书家贫，无钱购买图书，只有依靠图书馆。课余时间，便泡在学校的图书馆里。以后参加工作，也把大部分的节假日，消磨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数十年来，我与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地点，办好户口粮油关系，第一件事便是去图书馆办理“借书卡”。1986年去泉州休养半月，觉得不“逛”图书馆便心里发闷。于是走访了泉州市图书馆，并在朋友的帮助下，借到了书看。

　　“文革”中，我被打成“文艺黑线人物”，每天劳动和接受批斗。身处逆境，更需要精神给养。然而，我被剥夺了去图书馆的自由。回城后，便急切地去阔别已久的市图书馆，心情就像女儿回娘家一样的亲切。这座两层楼房的图书馆，建于解放初期。我在《赣东北日报》社工作时，编务之余和星期天，常去图书馆读书看报，我写作中的许多资料都是在图书馆里找到的。特别欣喜的是，在图书馆里我找到了“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的部分文章。我发表和出版的20多万字作品，想不到图书馆里仍有部分保存。

　　退休后，读书看报的时间多了，市里几家可供借书阅览的图书馆和阅览室，都是我的好去处。我还把读书作为“养生”之道。百岁老人巴金，在他90岁后，仍思维清晰，记忆力好，不断有新作问世，他的“养生术”是：爱读书，常用脑。冰心老人是“用脑用腿相结合”，才与世纪同龄。文学上我自命是他们的信徒，“养生”上也学习他们，去市图书馆来回2公里要登4楼，我都坚持动用两条腿，不甘因古稀之年而示弱。“读书”、“养生”兼得。而且总是提前一些时间去，免得占不到位子。每当坐进图书馆阅览室，我的心境便空前的从容与宁静，或读唐诗宋词、明清笔记，或读中外名家、报章杂志，其悠闲安逸之心，可与陶潜的“采菊东篱下”相比拟。我的心智，我的思维，我的眼睛，都在字里行间寻找着通向精神内核的最佳境地。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7月16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