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党国英专栏

　　农民问题系列谈之十四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对劳资关系的调节，常常是不着边际地空喊口号，而媒体对这个问题也多是给予道德批判，未能发掘其中更重要的意义。

　　一切错误最终都要得到报复，问题说来就来了。最近，来自几个不同省份的消息表明，一些大量使用农民工的企业遭遇“民工荒”——招不到农民工，以至于资方开始向政府求援，政府官员们又要“动员”农民工到工厂去做工。

　　农民不去工厂做工，既是农业收益变化的结果，也是他们消极保护自己权利的结果。今年粮食涨价了，再加上政府的一些补贴和减免税费等措施，一个农民家庭就可多收入几百块钱。一算账，有的务工农民就索性回家种地去了。农民打工的净收入实在太低了，扣除掉在城市里的消费，所剩不多。如果遇到黑心老板拖欠工资，农民终年辛苦劳作也捞不了几个钱。再考虑到其他因素，如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恶劣，甚至还要吃“民工粮”，农民回家去挣那一年才几百元的新增收入，实在理性的很！

　　调查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近10年间，唯一没有增加的就是农民工工资。维持这样一个劳动供求关系，固然和农民工的供应充足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所遭受的歧视和过度的盘剥排挤了新增工人的就业机会。

　　劳动的廉价是因为农民工的劳动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护。而劳资关系的调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话题。不道德的劳资关系不可能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道理其实很简单，相当大的一个劳工群体长期接受极端低下的工资水平，又不能享受基本的社会公共品的服务，意味着消费市场的萎缩，意味着资本的扩张将受到限制。资本的所有者尽管享受着高额利润，但他们的利润不得不用来消费，甚至是极度奢侈的消费，其社会后果是整个经济“拉美化”：一方面是生活拮据的劳工大众，另一方面又是对奢侈品有巨大消费能力的资本所有者。中国市场上日益增长的对超豪华轿车和高级筵席的需求，正是这种社会分裂的反映。中国现在已是高级超豪华轿车增长最快的市场，价格在千万元左右的宾利轿车已经有百辆之多，但另有数不清的农户连孩子读书的学费也交不起！

　　没有文化的简单劳动力不能成为现代资本雇佣的对象，除非这个经济是由简单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群所构成的。这种产业群是不会有活力的，由这种产业群所支撑的社会也不会是和谐的社会。拉美社会经济动乱的根源大抵如此。所以，把农民工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决非耸人听闻。

　　调节劳资关系，必须依靠政府行为。因为单个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高强度地剥夺工人利益所产生的后果，虽然最终会给它们自己出难题，但单个资本不会联合起来纠正自己的行为；而资本的集合一定会陷入非理性状态，它们会破坏自己的长期赢利前景，破坏自己的市场。所以，帮助农民工同时也是帮助资本，虽然资本自己不懂得这个道理。

　　事情是有希望的。中央政府近来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施政方针的确开阔了地方政府官员的视野，许多能够有效调节劳资关系的政策正在不断出台，这令人倍感欣慰。

　　新近读到的消息是，沈阳市成立全国首个“农民工”工会，开始利用农民工自己的组织来维护农民工权益。截至6月末，这个工会已有会员4500人，有的农民工还被选为工会委员及工会领导。工会已经为100多名农民工要回了近35万元拖欠的工资款。组织工会来平衡劳资关系是世界性的经验，在中国也会有效。笔者相信，如果对现有工会进行认真改革，使之更加独立，工会领导人的产生机制更加民主，工会在平衡劳资关系中的作用也会更大。

　　调节劳资关系，确保劳动者的正当权利，将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长期课题。完成这个课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最终完成这个艰巨任务，必须要和完成调节国家和民众关系这个更艰巨的任务一并进行，但我们在目前既定的体制之下仍可以做许多有益的工作，而不必等待一个什么鸿篇巨制式的改革方案出台。

　　本期专栏作者

　　庄礼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党国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刘洪波：《长江日报》时评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