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打铁,李打铁,打把镰刀送姐姐。姐留我歇,我说我不歇,我要回家去打铁!”“幺妹幺,拣柴烧,自己拣,自己挑。”这是孩提时母亲口授的四川童谣,因其音韵和谐,语言浅显,形象具体,朗朗上口,饶有情趣,至今虽已过耳顺之年尚能背诵,还将其传授给了正牙牙学语的小孙女。严格地说来,这就是我所受到的最早的母语教育和文学熏陶。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古往今来,长辈和教师们都善于用儿童诗歌安抚孩子的情绪,训练孩子的语言,愉悦孩子的身心,丰富孩子的生活,陶冶孩子的情操,净化孩子的心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优秀的儿童诗歌伴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新中国建国不久,我随父母由川入黔后直至六十年代初,在小学和中学就读的这十年,正赶上贵州开始有了自己的儿童文学及蓬勃成长的时期许多尔后成为我省儿童文学创作先行者和辅导老师的前辈作家以及报刊的文学编辑们,都在儿童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着。个中,除著名作家蹇先艾外,还有作家涂尘野,他的《乡下来的孩子》在贵州儿童小说中显得那么老练和完整;苗族作家伍略的《纺车畅想曲》、彝族作家苏晓星的《种花人》、侗族作家刘荣敏的《小演员唱大戏》等少数民族题材的儿童小说,更是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即令是年轻作者戴明贤(程履)的儿童小说也出手不凡。尤为令人敬佩的是贵州人民出版社从事专业编辑工作的夏祥镇老师,更是注意扶持儿童文学创作,于1958年至1959年间,组建了贵州第一个儿童文学团体————儿童文学创作组,主要指导儿童诗歌创作,参加者大多是爱好文学的中学生,他们当中,经指点和自身的刻苦钻研、奋发努力后不乏佼佼者,如余未人、阮居平、廖国松等,后来都走上了专业文学或文化岗位。虽说当时我未能加入儿童文学创作组,但仍受到当时儿童文学创作氛围的熏陶和影响,加之从学校毕业后靠与孩子们为伍谋生,也便自然而然地为孩子们拿起了笔,开始学写一点儿童文学作品。
然而,“文革”期间儿童文学的形象被人为地扭曲了,其应有的众多功能也被人为地淡化了。尽管当时省内报刊所发表的为数有限的儿童文学作品都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如笔者本人所写儿歌里就常有“天安门前去报喜”、“雷锋班里去报到”、“大寨红旗举得高”之类的句子,但与当时省外一些儿童刊物上发表的类似“老爷爷,本领强,开枪打死三只狼。一只中脑袋,一对中胸膛。警告帝、修、反,你们的下场也一样:不是死、死、死,就是亡、亡、亡”的作品一比,那真是逊色得太多了。与一些儿童诗歌作者也曾私下议论,那样的作品虽说较为娴熟地套用了儿歌的表现形式,但不仅内容远离了儿童的理解能力和认识水平,还硬将成人的意志强加于孩子,其结果定然会适得其反,根本不值得效仿。这个期间,是贵州儿童文学在困惑迷茫中迟滞不前的十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尽管全国儿童文学领域内曾在教化功能和愉悦功能的主从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争议,但贵州的儿童文学创作终于冲破了“文革”的藩篱,又呈现出“文革”前十年那种繁荣的格局,进入了我省儿童文学队伍不断壮大,创作获得大丰收的十年!省文联恢复正常运转后,专门在省作协设立了儿童文学委员会,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少儿编辑室正、副主任李德明、洪炫,编辑夏祥镇、谢德风,作家叶辛、戴明贤等人负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不负众望的领导集体,经过他们的精心策划,于1981年初冬,在贵阳省军区第三招待所举办了“贵州省第一期儿童文学创作学习班”。他们和学员们一道同吃同住,不分昼夜地从题材的选择到内容的确定,从结构的安排到情节的展开,从体裁的特点到语言的风格等,轮流讨论修改创作班学员的每一个作品。省文联主席和党组书记、著名作家蹇先艾和胡维汉同志,还专程到创作班上看望大家,热情地鼓励学员们要在儿童文学园地里耕耘不辍,多为孩子们提供精神食粮!贵州人民出版社少儿编辑室还专门创办了儿童文学双月刊《幼芽》,为全省儿童文学作者开辟了作品发表的园地。
这期儿童文学创作班,辅导老师们的耕耘和收获是成正比的:除创作班学员在班上按讨论意见认真修改后的作品大多已在《幼芽》陆续发表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辅导后,创作班学员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是深远的。之后,这一期儿童文学创作班的学员们没有辜负老作家和编辑们的殷切希望,经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后,他们都分别为孩子们奉献出有一定质量的形式多样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繁荣贵州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如这一期学员随后陆续正式出版发行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有管远祚的儿童诗集《小队之歌》、王泰琪的儿童小说集《一张奇怪的答卷》、《“虫虫迷”和他的伙伴们》、刘国江的儿童科普长篇小说《森林旅行记》、阮居平的绕口令集《鸭与霞》、杨远承的儿童诗集《亮晶晶的露珠》、何伊经的长篇童话《乒乓小勇士》等。熊飞在创作班完成的儿童小说《桥》在《幼芽》发表后,接连不断又有新的儿童小说问世,其中《甜甜的少年梦》发表在全国性刊物《民族文学》后,被评为全国侗族短篇小说一等奖,并收入《全国少数民族儿童小说选》;阮居平与省内外众多曲作者联手创作的大量儿童歌曲,不断获奖,广为传唱;杨远承还对儿童曲艺创作进行探索,许多儿童曲艺段子,在省、市文艺调演中获得较好名次。在贵州多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戴明贤老师童心不减,创作了大型儿童歌舞《好花红》,不愧为我们当年创作班学员的表率。
可惜的是,既能锻炼和培养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又能出作品的卓有成效的儿童文学创作班,并没有得以延续下来。夭折的原因众说纷纭,恐怕最关键的一条与经费有关!好几位等不到举办第二期儿童文学创作学习班的老作家和老编辑如今已作古,有的也久卧病榻。不仅如此,在这期间内原有的专为儿童文学作品所开辟的园地,如贵州人民出版社少儿编辑室的《幼芽》先后更名为《少年作家》和《少年人生》后,顾名思义,其办刊宗旨自然要与《幼芽》有所区别。《贵阳晚报》在管远祚任副刊编辑时专门辟出的《童心》专栏,红火了一阵之后也因故而停办,只是偶尔登几篇小学生作文罢了。团省委下属的《少年时代报》每期还坚持发表一点儿童文学作品但也因版面所限,致使作品数量少、品种也单调了些。尽管发行量还不错,但要想对全省儿童文学创作有所推动有所影响,还需加大力度才行!至于要在其他报刊寻找儿童文学的踪迹,那得有耐心等待,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后,总会适当地刊登一点儿童文学作品点缀点缀,以表重视。至于稿源,未作打探,料想很少有游刃有余之时。因为长期以来儿童文学竟演变成了“六一”文学,而这种状况自然令省内儿童文学作者感到十分尴尬。于是,全省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出现了如戴明贤老师所说的状况:与笔者“同时起步的儿童文学作者,坚持至今的似已寥寥无几。有的辍笔,有的转产,有的从明快地刻画儿童转向朦胧地表现自我去了。”曾记得当年创作班的周琪女士,论年龄她是班内尚未婚配的小幺妹,论写作条件她当时是铁路子小的教师,十分熟悉儿童生活,辅导老师们都夸她脑子灵活,理解力强,文笔清秀,是有前途的好苗子,原是可与贵州儿童文学结下不解情结的人,也因故到深圳办杂志去了,掐指算来也已超过不惑之年。她既如此,眼下全省上一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培养建立起的儿童文学创作队伍自然是日趋老年化,而所涌现出来的青年儿童文学作者就更是凤毛麟角。就以今年“六一”在《贵州日报》副刊发表两组儿童诗的作者乔大学和黄鹏先,已是退休多年的老教师了。
据统计,我省每年在校就读的小学生不下420万,其中80%以上分布在边远贫困山区。2005年九年义务教育新课程即将在全省贯彻实施,按照国家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他们急切需要通过阅读大量的课外读物,在增长科学文化知识,加强母语训练的同时,愉悦身心,陶冶情操,开阔视野,增强美感,以提高综合素质。若要论经济效益,这是多么庞大的读者群啊!若论要对他们有效地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就必须向他们提供足够的精神食粮,那该是一项多么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啊!
回首往事,既十分怀念当年创作班朝夕相处、切磋砥砺、携手共进的学友们,更万分感念那些曾为初创本省儿童文学队伍,扶持提携儿童文学作者,为繁荣我省儿童文学创作而劳碌奔波、循循善诱、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老作家和老编辑们,他们是贵州上世纪儿童文学的见证者。同时,热切地期盼着我省儿童文学队伍在新世纪里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不断奉献出花色品种齐全的儿童文学佳作,以满足新时代接班人对精神食粮的渴求。我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作者：杨远承 来源：贵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