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了，知道我的被选中，也知道我的拒绝。大家都等待着，很有耐心。

　　据说现在很多单位选拔官员的时候，刚有选拔意图，那个被选拔对象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大量的检举信、揭发信都会以匿名、具名、联名的方式纷纷投寄到选拔机关。相比之下，当时的上海戏剧学院真是太纯净了。我拒绝了整整四个月，也就是留出了改换名单的四个月的空间，居然没有出现一个否定意见，也没有出现一个替代名字。

　　当胡志宏先生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时候，我环视窗外的校园，有点感动。

　　最终起关键作用的，是张廷顺老师。记忆中，在我十六岁进这个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已经是教务处长。文革结束后的“两个凡是”时期，我受到几个没有改变文革立场的人的审查，张廷顺老师负责学院清查工作，曾与他们遭遇，张老师厉声质问他们：“小余是我们学院的人，他在文革中的表现我可以担保，请问，你们是谁？文革时期你们在哪里？为什么要查这么好的人？我们学院谁委托你们查了？”那几个人被这个山东大汉问得怏怏而回。张老师质问那些人的事情，是当时在场的一些工作人员告诉我的，我却一直没有遇到张老师。据说他身体不太好，需要经常养病。这么多年过去，那天正是我拒绝出任院长四个月后，在学院的大草坪边遇到了他。

　　他拉着我走到一棵树下，说：“我找了你好些天了。这个学校，几十年都没有安定过，你们也可怜，没上过什么正经课，全靠自学。我这个老教务处长，于心有愧！”

　　这么一个悲情的开头，使我只想找话安慰他。但他没等我开口，又说下去了：“几十年折腾的结果，使整个学院帮派林立，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取得一致意见，每次开会都吵得脸红脖子粗。现在，终于有一件事取得一致了：大家都选择了你。你再拒绝，就不好了。”

　　“只要你答应做院长，”张廷顺老师说：“我还可以再一次出马，担任教务处长，补一补几十年的遗憾。当然这要你们考察审定。”

　　“张老师，别这么说，别这么说……”除了这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我的同班同学惠小砚从外地回上海，见我正在为如何有效地拒绝任命而苦恼，便爽利地说：“想不做官还不容易？我到学院里去说服老师，别把一个做学问的书生拿到火上去烤！”

　　但是下次见面，她却对我说：“做吧。”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学院里遇到一群女老师，都这样回答她的劝说：“我们是看着他长大的，放心。”

　　惠小观说：“这年月，一个人让那么多人放心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