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25岁的严复被官派赴英国抱穆士德大学院深造，后转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海军两年。不但攻读高等数学、物理、化学、军事科学，而且涉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成为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当时驻英大臣郭嵩焘报告清廷说：“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以当此！”

　　1879年严复返国即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1880年调津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随后以知府选用，提升为学堂总办。但严与李虽共事二十年之久，却是“志不同，道不合”，“合则留，不合则去”。严氏的爱国热情、西方学术观点与锐意改革的精神均同李氏格格不入，他有“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不满诗句。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的一幕，更使严氏愤慨清廷与李氏之丧权辱国，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变法改革之路。

　　1897年严复与夏曾佑（天津育才学堂总办）、王修植（翰林出身，天津北洋学堂总办）、杭辛斋（授内阁中书）等在津创办《国闻报》，成为中国传媒宣传维新变法的最重要阵地之一。天津《国闻报》共出版两种：一是严复主编的“日报”，每日一张，八开，用四号字排印，名曰《国闻报》；一是王、杭主编的“旬报”，十日一册，约计3万言，用三号字排印，名曰《国闻汇编》。日报每天均登天津新闻，并始终保持天津地方特色；旬报则以译文为主，“详于外国之事，以供士大夫读书之人参考”。该报主要社论均出自严氏手笔。

　　在报上发表的《天演论》、《群学肄言》部分译文，破天荒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论思想和资产阶段社会学理论，在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引起强烈震撼，脍炙人口，风靡一时。他使人们相信：中国只有顺应“天演”——客观规律，实行变法改革，才能生存和由弱转强。相信科学、未来、变革，要奋发图强，一时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当时改良派称严氏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革命派说：“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桐城派亦盛赞严氏”“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倾倒至矣”！各界评价非常之高。

　　严复及其主编的天津《国闻报》对天津和中国的杰出贡献是大张旗鼓地宣传改革。如1898年5月7日天津《国闻报》率先连续报道了康、梁《保国会章程》和186名会员名单，并发表评论称赞该会“本朝二百五十余年士大夫不奉朝旨毅然引国事为己任”，是史无前例的盛会，提出了“苟无民，何有国”，“国者君与民之公称而非一家一姓之私业也”，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斥责顽固守旧派“不仇强敌而仇义愤，不思御外侮而思抑士气”。天津《国闻报》的这些报道与评论的社会舆论影响力巨大，为全国所瞩目。又是在康、梁《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被都察院“不允代奏”之时，通过天津媒体才得公之于世。

　　光绪于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宣布变法一百零三天内，又是天津《国闻报》不但首先报道了全部上谕内容和康、梁之各项条陈，而且还难能可贵地发表了旗帜鲜明的“按语”和“评论”。

　　慈禧发动政变后，天津《国闻报》仍然在《视死如归》挑战性标题下，倾注了严氏炽烈的爱国、爱才情愫，大字报道“六君子”为国捐躯的消息。

　　严氏与天津《国闻报》的舆论活动，近在京畿，锋芒所向，一言一行，备受当局注意，其风险之大可想而知。严氏以从不扬名“主笔”，馆址设于租界，本人“足迹未履馆门一步”，甚至“假盘卖给日人”等手段掩饰自己，保护报馆，但仍难以摆脱许多纠缠，其《国闻报》由“奉旨停止”到“照常刊布”。究其堂奥，在于得到了晚清重臣袁世凯、徐世昌的“荫庇”，保护与支持。据严复《杭辛斋〈学易笔谈〉二集席》称：“袁世凯（含徐世昌）每星期六都从小站赶到天津，在《国闻报》主笔王修植的家里，和聚会在那的严复等人，为长夜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严复、严修与袁世凯、徐世昌关系非同一般。

　　1900年严复离津赴沪，与马相伯共创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