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贝

　　这次事件是广州“地头”内的企业违法加班的突出例子，然而，劳动监察部门的“处罚”只是发个《整改通知书》要求整改，“没有整改动作”才“采取下一步行动”。这种对违法加班“重罪轻责”的做法值得关一议。

　　违法加班目前在不少企业普遍存在，某些行业的员工长期处于过劳过累状态。如果说商业、邮电、春运、公交、门诊等行业的加班难以避免，那么，生产车间、货运部门、建筑工地、非节日商品的店铺，许多日常性的工种、岗位，超时加班往往只是企业为获取更多的产品和利润而已。虽然劳动法规定加班必须“自愿”而且不得超过规定时限，但拒绝加班就会被扣工资、炒鱿鱼；打官司则意味着旷日持久的调查取证和精神折磨，即使胜诉，企业顶多被罚点小钱。这种现状使违法加班屡禁不止。

　　“加班有害健康”，这是国际劳工组织的维权口号。有社会机构调查表明，如果在休假和加班加薪两者间选择，人们大都乐于休假。劳动者能否享受法定的休息权，关系到法律的权威和人权的尊严。在香港，法定假期加班须提前48小时通知，并在假期前后60天内给予补休而不能以薪（加班费）代假，违者最高可罚5万港元。即使双方同意以薪代假也不行，因为非法加班剥夺了劳动者的休息权，还占用他人的就业资源，扰乱劳动力市场。

　　鉴于我们目前的劳动法规，只有“可以加班”而没有“不得加班”的规定，以薪代假如果当事人同意，更没有谁加以干预。随意加班、超时加班因此大量出现，甚至像珠三角某些地方那样，因收入低、加班多而导致“招工难”，严重影响投资环境。因此，要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有必要对“加班”设个关卡，把超时加班认定为“违法用工”，拒发、少发加班工资视为欠薪。有关部门对超时加班现象也要主动出击，严格查处，而不能“民不告官不理”。像对待“康师傅”那样，整改了就不再处罚，客观上只会助长违法加班的盛行。（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