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

　　孙玉蓉女士编纂的《俞平伯年谱》，断断续续看完了。以我的庸陋，感觉好像漏写了一笔，虽然编年谱不可能将谱主的所有事情都提到，然而窃以为漏写的这一笔实在重要，这就是俞平伯先生当年在五七干校唱样板戏的一幕。

　　这一旧事是俞先生当年的同事刘士杰撰文回忆披露的，刘先生文中写道：“干校从息县迁到明港军营，不搞生产，只搞运动。那时候，会前会后要唱革命样板戏，这教唱样板戏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想当年，我向俞先生学唱昆曲，没学成；想不到在明港军营中，俞先生坐在人群里向我学唱样板戏。看到擅长唱昆曲的俞老先生如此认真地、有板有眼地学唱革命样板戏，我觉得这真是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我想，熟悉俞先生的人读此文后都会发出和刘士杰一样的感慨。从俞平伯的家世背景到他的诗词文章书法乃至他在一般人际交往中的表现看，俞平伯先生给人的印象简直就是“温文尔雅”的代名词，讲清真词，说红楼梦，写“浆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唱昆曲，……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俞平伯先生整个儿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陈年老窑里精心烧制出的一件精致瓷器，他不以黄钟大吕著称，美学风格不是崇高一派而是秀美一路，虽无振衰起懦之功却总是让人低徊不已。可样板戏是什么呢？尽管有人替它招魂，但说它以“粗鄙化”为特征大概是无疑义的，内容、程式到戏里表达的情感，无不以粗疏、粗放、粗犷直到粗鄙为指归。俞平伯先生唱儒雅到了极点的昆曲自是本色当行，这样的人天生就应该唱昆曲。然而时乎命乎，俞先生却唱上了样板戏，其中的反差太大，让人别扭让人百感交集。

　　“唱板板戏的俞平伯”，这个意象也许将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它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人不可避免地被粗鄙化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这个过程无论是文人主动去顺应，还是外力强加的，都是中国文化的悲哀。昔日用近乎雕琢的美丽文字“画梦”的何其芳，到了1976年赋诗，诗中便多见这样的句子了：“这一帮叛徒、内奸、工贼！／这一窝害人虫，变色龙，毒蛇！……”诗的主题什么的且不必论了，作为后来人，不能不感到困惑：何其芳是具有高度古典文学素养的诗人，他在唐诗宋词中浸淫了那么久，用一句调侃的话，呼吸都差不多要带唐人气了，却怎么会用这样粗鄙的词句去经营一首诗？而且还拿出去发表？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只有粗鄙才能得到环境和人群的认同，只有粗鄙才能避免被另眼看待才能算回到了兄弟怡怡的大家庭，只有自觉或不自觉的粗鄙化才能卑微地生存，那么即使是浑身都有六朝烟水气的风流才子，他不去主动地顺应，或被动地适应，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唱样板戏的俞平伯”，这一意象透出了几分酸楚几分悲凉，也有几分唐突几分荒谬，后世之有心者当能从中咂摸出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