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胜

　　时下局部地区和行业出现“招工难”现象，不能简单地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逆转，更不能以“民工荒”一概而论

　　“民工荒”的表象折射出在发达地区民工就业新忧：产业升级换代和产业集群的成熟，大大提高了民工就业门槛，让那些空有一身气力的民工，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竞争

　　一些沿海发达地区企业“招工难”的情况露出水面。最近有报道说，珠三角制造业的民工缺口在200万人以上，在华东地区，仅泉州工业企业的民工缺口就有20万人。有舆论用“2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民工荒’”来定义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巨变。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大概是从去年下半年起，沿海发达地区某些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上月底，笔者在江苏无锡、浙江嘉兴等地采访，也有不少企业抱怨“招工难”。在无锡某五金器具出口企业，企业负责人还急切希望笔者帮忙与江西、安徽等民工输出地联系招收100名农民工。但细细一问，这些企业急需的，并不是那些“有气力、愿意干活”的普通民工，而是立即能上岗的熟练工。从最近媒体报道看，无论在长三角诸城市还是被媒体渲染最严重的泉州，没有技术特长而四处奔波找不到活儿干的民工比比皆是。炎炎夏日，成千上万工作无着落的民工只能靠拾荒度日。所谓的“民工荒”，其实紧缺的是熟练工。

　　因此，时下局部地区和行业出现的“招工难”，不能简单地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逆转，更不能以“民工荒”一概而论。民工就业远没到待价而沽的时候，相反，倒折射出发达地区民工就业的新忧：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地区产业的升级换代和产业集群的成熟，大大提高了民工就业门槛，那些空有一身气力的民工，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竞争。

　　如何解决企业熟练工供不应求、而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后无事可做的矛盾？从技术层面看，不能要求企业在招工中降格以求，也不能总是要求企业来承担员工培训的责任，关键是要求劳动力输出和输入地政府，要像培训城市产业工人、教师和医生一样，在新的形势面前积极承担培训民工基本就业技能的重任。

　　从深层次看，就是给进城务工农民以市民待遇，统筹兼顾他们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为民工就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法制环境。因为历史和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原因，进城务工农民一直被排斥在城市之外，与所在城市市民在福利待遇上存在重大差距，比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购买经济适用房等权益难以享有，连子女上学也要缴纳“赞助费”。实际上，这些福利都是民工应得的，民工为企业创造了利润，企业为城市纳税———城市财政中也有民工的贡献，市民从财政支出享有的福利也应该平等地分配给民工。

　　城乡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减少农民，被认为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农村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必由之路。而减少农民的前提，是城市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从这个意义上看，所谓“民工荒”现象的出现，犯愁的，应该不仅是企业，更应该是千千万万的民工和肩负发展、稳定重任的各级政府。

　　《华东新闻》 (2004年07月19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