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杨耕身

　　7月15日下午，40岁、吃低保的鲁英学在家中自缢。自杀前，他以自己邻居的身份给媒体打来新闻热线，述说了一个中年男子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无奈。他掩盖了自己的身份，死意已绝。7月18日《京华时报》的报道说，“这个中年男人遭受打击的承受力已经降到最低”。

　　一个人到底能承受多少生活的不幸呢？他没有多少文化。起初他到一个童装厂参加工作，不久却因遭遇车祸，头部受伤而在家养病。后来，他在兄姐的帮助下跑起了出租，但由于身体不好，加之还被抢劫过，遂放弃了这份工作，吃上了低保。就在死前几天，他得到了一份运送冰箱的工作，然而偏偏再次发生车祸，并被警方怀疑酒后驾驶。

　　还没有结论说，在警方处理鲁英学的车祸事故中有什么不当，而他所遭遇的生活的连番打击，甚至也不好说是谁的过错，但人生际遇的累加却将一个个体推上了绝路。

　　鲁英学之死，很容易让人想到湖南衡阳的罗贤汉。据报道，因不满自己的载客三轮车多次被扣，残障人士罗贤汉冲进主持收缴行动的衡阳某区副区长邹传云办公室纵火泄愤。罗贤汉几乎和鲁英学有着“相同的不幸”。

　　因为管理部门正常的执法活动，而逼使一些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走上绝路，总是一件让人不堪的事情。但我们却也不好说在具体的社会管理活动中，“一视同仁”有什么不妥。我们只能说，在整个公共政策及社会制度的安排中，我们还没有认真地考虑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群的心理承受问题，真正的社会公平尚未实现。

　　换言之，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是否有一种力量，能抚慰他们那一颗无奈而不幸的心灵？对于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人群承受打击的能力，我们是否真正考虑过，或估之过高？说到底，这仍是一种对于“社会公平”的呼唤。公平不是一视同仁，社会公平的要义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否优先保障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群。

　　每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痛。但鲁英学乃至罗贤汉的死，却提示我们，公共政策应顾及“他们”的心理承受力。

　　《江南时报》 (2004年07月19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