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周明华

　　7月16日，出租车司机邵长良、车殿光等来到北京市交通运输管理局。在申请经营个体出租车被否决后，对答复理由不服的邵长良、车殿光和王学永依据《行政许可法》向运管局申请召开听证会。经过邵与该局法制处负责人的辩论，该负责人最后表示，将在内部探讨是否举行听证会，并和行业部门协商后决定。（据7月18日《京华时报》报道）

　　我们明白，该运管局现在还只是暂且受理而已，并未明确答复是否真的就要按邵长良等的请求举行听证会。但是，邵长良等争取到该局的暂且受理，已是相当不易，我们有理由为其感到些许欣慰。

　　毋庸讳言，我国现实的“听证土壤”还有些脆弱。一些地方或是为了随风、或是为了“作秀”，纷至沓来地听证会让老百姓眼花缭乱。一些听证会变成了座谈会。公共管理部门在会上不是大倒苦水，就是对代表提出的尖锐问题装聋作哑。

　　可见，我这里要为邵长良捏一把汗的。因为，是否听证，是行政机关自己的行为，是认为需要听证才能进行的工作。你申请人有万般理由和不服，也只能往肚里吞。

　　这就是听证制度的软肋所在。由于部门既得利益的可能受损，在面对听证申请时，行政部门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肯定会降低。在我有权利“认为需要听证”这种主观意识的引导下，加之又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自己推脱听证的行为，有多少公共管理部门愿意举办听证会，去倾听民情，甚至去遭遇代表强烈质询的？

　　我们应从邵长良这次觉醒中，看出我们目前听证体制上的不足。抓紧完善听证会的相关制度建设，应当明确规定凡属于对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政决策的制订，事前应当举行听证会的制度，对公民申请听证的进一步细则如何法规化，相应配套的处罚条款也应全力跟进。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听证双方地位的不对等状态，才能避免听证做法各行其是；只有这样，方能使政府的民意大厦在民众心中傲然屹立。

　　《江南时报》 (2004年07月19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