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下午，北京市西城区居民、低保户鲁英学在家自缢。自杀前，他以邻居的身份给媒体打来新闻热线，述说了一个中年男子人生的无奈。7月18日《京华时报》报道说，“这个中年男人遭受打击的承受力已经降到最低”。

　　一个人到底能承受多少生活的不幸？也许不会有确切指标。但对鲁英学而言，无疑已达到承受力的极限。他没多少文化，起初到童装厂参加工作，不久因遭遇车祸在家养病。后来，他在兄姐的帮助下跑出租，但由于身体不好，还被抢劫过，就放弃了这份工作。死前，他得到了一份运送冰箱的工作，可偏偏再次发生车祸，并被警方怀疑酒后驾驶。

　　鲁英学之死，很容易让人想到前不久发生在湖南衡阳的“残疾人火烧副区长”事件。据报道，因不满自己的载客三轮车多次被扣，罗贤汉冲进主持收缴行动的副区长办公室纵火泄愤。罗贤汉的经历是：从去年开始，衡阳市城区取缔“老爷车”营运，罗贤汉的“老爷车”因无牌无证，连续三次被有关部门没收。春节前，罗贤汉东凑西借又买了辆“老爷车”，但没几天又被没收。一位邻居把自己闲置的“老爷车”借给罗贤汉，但它又被交警扣下。

　　因为管理部门正常的执法活动，而使一些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走上绝路，总是件让人难受的事。但我们也不好说在具体的社会管理活动中，“一视同仁”有什么不妥。我们只能说，在公共政策及社会制度的安排中，有关部门没有认真考虑弱势人群的心理承受问题，真正的社会公平尚未实现。在这方面，我们的公共政策安排是否有这样的意识，即在决定取缔“老爷车”营运之前，顾及到残障人士的生存？对鲁英学这样的个体，政府、社区以及公共政策是否给予了足够倾斜？换言之，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否有一种力量，能抚慰鲁英学们的无奈而又不幸的心灵？对于弱势人群承受打击的能力，我们是否真正考虑过或估计过高？说到底，这仍是一种对于“社会公平”的呼唤。公平不是一视同仁，社会公平的要义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是否优先保障那些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人群。

　　每一个公民的非正式死亡，总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痛。鲁英学们的死提示我们，公共政策应顾及弱势群体的心理承受力。今天，这已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

　　假如说，鲁英学之死仅是一种“提请”关注的方式，那么，“残疾人火烧副区长”事件则显示出，缺乏必要而充分的社会保障，无视弱势人群心理承受极限，很可能导致这一群体对社会的逆反或报复心理，从而酿造出不应有的悲剧。

　　杨耕身（湖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