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在最高决策层、学术界、媒体中被高度关注，它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焦虑。在长期的探索之中人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绵延千年的农业社会，只有了解了中国的乡村，才能懂得中国特殊的国情，才能觉悟到中国社会构造的特殊性。然而什么是村？村的过去、现在是什么样子？村的发展前景是什么？村在法律上有什么样的地位？村与村民、与政府、与党委有什么样的关系？村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一系列问题却又模糊不清。《村与法》正是从法律的角度研究乡村问题的一部力作。

　　《村与法》的作者李纯霜是一位法学硕士、基层法律工作者，同时也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农民之子。正是缘于长期与乡村社会的零距离接触，使他清晰、真切地观察着乡村的制度变迁、法律对乡村形态的影响。对乡村法律的长期的思考使他决意将理论上的难题、实践中的困惑梳理出来，于是才有了这本22万字的《村与法》。作者自己说：“如果（这本书）有幸能对数以百万计的村官朋友有些微启发，对村及基层政权研究有一丁点儿促进，我的心愿就得到最大的满足。”

　　关于村（村委会）的法律性质、地位问题，《村与法》从行政法、民法和刑法上对其加以论述。作者认为，具有群众自治性质的村委会，在行政法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是自治范围内的全体村民的代表———既代表全体村民的根本利益，为村民着想，又处处设法满足村民的要求———是私法人；另一方面，它根据法律（包括法规、规章）的授权，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维护公共利益，是公法人。当村委会作为公法人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时，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国家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不依法界定其在民法上的性质，不利于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参与市场经济活动，不利于经济活动中一方是村委会的纠纷的解决，不利于调动村委会参与市场经济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村委会的完善和发展。在刑法上，作者着重阐述了村委会可以构成单位犯罪主体、村委会成员可以构成职务犯罪和渎职罪主体问题。作者认为，村委会作为与农民有着最密切联系的基层组织，其产生和运行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村与农民的关系，进而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和稳定，这些问题若不从法律制度上彻底加以解决，势必影响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

　　关于村的法律关系问题，《村与法》

　　着重讨论了村委会与村民、与村党组织、与乡（镇）党委和政府、与其他国家机关（包括县级政府、农业部门、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在村委会与村党组织的关系问题上，作者没有回避矛盾，明确指出，村党组织是领导核心，但作为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不应当大包大揽，“越俎代庖”，更不能与村委会争夺“签字权”，而应当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团结协作，互相监督。

　　《村与法》在关于村的领导体制问题上，探讨了村的领导体制的设置，并集中论证了村官———这一实践中争议最多、在全国权力层中数量最大的领导者，从村官的产生，到罢免；从村官的法律地位、法定职权，到村官的法律责任；从村官的报酬，到村官的素质。同时，《村与法》辟专章分别对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予以阐述。作者认为，村民自治章程集中体现国家实行村民自治的意图，是村民实现自治的外在表现，是实行村民自治的基础。它有利于全体村民自觉参与自治，规范村民自治活动，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的最终实现；村规民约是村民的共同行为规范，是村民共同利益的集中体现，是国家法的精神在基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村民之间的契约。它具有教育、引导和约束、惩戒作用，对于促进村民自治具有特殊作用。李揽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