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规模的城镇拆迁中，每天在人们的视觉和感觉中不断消逝的，除了大批的老房子、老胡同之外，便是那些在记忆里挥之不去的老地名了。很多人站在大片拆平之后又种上了绿草的空地上，总会感到失去的要比得到的多，以致在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落寞。我想，这绝非单纯的、肤浅的恋旧情怀，其中包含更多的，恐怕还是某种来不及挽留的遗憾。

　　人们对地名的感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一个人来到世间那呱呱落地之处，便是他或她的出生地；等到长大了，长辈们就会告诉说，“你就生在这儿！”此后，无论你怎样搬迁，地名都要永远陪伴着你，直到了此一生。很难设想，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社会，若离开了地名，会出现怎样的后果。这就是地名的社会属性。大爱无言。尽管没有人成天价把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名挂在嘴边上，可是谁也不愿意这些身边最熟悉的东西永远消失，最终成为梦里的伤痕。

　　地名是城市封存的记忆，是城市历史的导读。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天津设卫筑城600周年，可是很少有人注意今年还是天津得名600周年。600年前明成祖朱棣决定在直沽设卫,因这里曾是当年自己夺取皇位“渡跸而南”并取得胜利的地方，遂赐名“天津”。提起天津，自然会使人们想起明初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与其侄争夺皇位的那段历史。至于大沽口、望海楼、老西开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标志。也有一些地名早已经消失，但确如实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一方面的特色。铃铛阁在早年曾是天津卫的三宗宝之一，铃铛阁的藏经阁系元代的海会寺，而海会寺又是天竺（今印度）僧海会所建，可见那时直沽对外联系的广泛。当年在河北大街东侧接官厅以南，还有一处早已被人们遗忘的祗树园，这大概是一座规模宏敞、绿树成荫的寺院。祗树园源于梵语，原名为祗树给孤独园，简称祗园精舍，是印度的佛教圣地之一（在今塞特马赫特）。相传释迦牟尼成道后，忄乔萨罗国的给孤独长者，用大量黄金购买了波斯匿王太子祗陀在舍卫城的花园修筑精舍，请释迦说法。王太子祗陀只出卖花园的土地，而把园中所有的树木奉献给释迦，因此精舍以两个人的名字命名。如果没有祗树园这一地名的流传，又有谁能够知道天津对古印度文化也有深厚的埋藏呢？所以地名不仅是对一个地域的诠释，甚至能唤起人们所有的回忆。在很多情况下留住了地名，也就留住了历史的真实。

　　地名是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传统的保存又是一个城市的最大资产。清代中叶以前的水西庄曾是北方最优美的私家园林，乾隆皇帝先后数度驻跸其中，并赐名芥园；其园早毁，但其名犹存，这也许就是天津人久久不能忘怀水西庄、至今仍有人打算易地重建的根本原因。老城厢的胡同如今是愈来愈少了，或者说迟早都要归于寂灭；但很多胡同确为天津养育了一批人才。为天津的文化积累做出了贡献，所以中营、文昌宫等小学的校舍虽经重建，成为全国一流，但校名依旧，这可能说是留住地名的范例。从老城胡同走出来的名人为数也不少，像大刘家胡同的古文字学家王襄，大费家胡同的医学家沈鸿祥及其子声乐家沈湘，罗底铺胡同的学问家郑菊如，板桥胡同的教育家梅贻琦等梅氏五兄弟……有人建议在老城里一座保留下来的四合院里建立乡贤博物馆，以通过胡同地名凸显城市的文化品位。北京市的领导面对正在大量和迅速消失的胡同地名，最近指示北京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写一部“北京胡同志”。这些都显示出全社会对传统地名迅速流失的普遍关心，也都是留住地名的好办法。

　　地名是城市的肌理。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被城市化的空间里，城市建设中超常速度的新陈代谢往往使人茫无所措。其实地名也是可以传承的，而且传承的恰恰是其早已失去本义的辉煌，如北京的王府井和西单，上海的南京路，南京的新街口等等皆是。由此使我想到河北关上的大寺和关下的大王庙，大寺小学是天津最早建立的近代小学堂之一，而大王庙则曾有天津最早设立的西医医院。如果在海河综合开发第一期第一个经济节点的规划建设中打算建立小学、建立医院的话，我看不妨就叫大寺小学和大王庙医院，而且要在学校、医院中分别开辟校史、院史的展览室，任人参观，既留住了地名，又告诉了大家那时的天津在传播近代文化方面的先进地位，有什么不好呢？最近，天津老城的大沙盘已经制作完毕，就剩下选址择期向公众开放了。虽然通过传承旧地名和制作老城微缩景观留住城市的历史、城市的文化和城市的肌理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总比湮没在我们手里要好，至少聊胜于无。

　　当然，地名总是要有时代性的。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留下了反映或代表那个时代的地名，也会淘汰掉那些与时代精神不相符的地名。这就是说该逝去总还要逝去，但人们不愿意听到的，是那些本来那些有价值的老地名被悄悄捏碎的声音；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是那些有意义的城市历史和文化在凝视中凋零。留住地名，或许是最简约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