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浩汤汤的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能仅是经济利益关系，中国还应该和世界建立具有进取性、认同性和共享性的价值关系

　　建设中国与世界的价值关系

　　本版宗旨

　　本报“宏论版”将不定期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撰文，针对时事新闻背后的纵深与时局，放言畅谈当下中国的大转型、大趋势与大命题，以昔日《大公报》设立《星期论文》栏目关怀国事天下事之心为仰，议题不设先见以问解时代风向，观点不求党同而赏洞见精深。敬请垂注。

　　作者简介

　　庞中英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时政评论员。目前主要研究全球性问题、东亚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中国与亚洲的关系、国际关系理论等。

　　中国若要在世界上真正成为有地位、受尊敬的大国，与世界的“共识”是很重要、很必要的。中国必须通过与世界的价值关系来影响世界。经济力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价值力量往往被当今的物欲横流、道德沉沦所遗弃。没有价值的中国当然不可能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而没有与外部世界相互依存的价值关系的中国，也只能与世界建立一种层次比较低的利益关系。

　　庞中英

　　中国与世界不能仅有经济关系

　　经济关系固然是国际间相互依存的基础，但只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的中外关系并不是一种全面的双边外交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似乎一度变成只是经济利益关系。

　　某些人就是这样片面地认识问题：仅仅以人数不众但影响很大的国际关系学界为例，关于“国家利益”甚至是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讨论很是热门，出版的著作和文章一时蔚为大观，几乎成了一门焦点性的“显学”，年长的现实主义者批发生产出一届届年轻的现实主义者。而在社会上，一方面是许多地方和部门不惜代价(主要是不顾环境、资源、社会许可以及忽视劳动者权益等)地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则是新兴的狭隘民族主义(只重视所谓实力、自我中心和盲目排外)的蔓延，一遇到涉及具体国家利益的事情，似乎全民都在网络上“怒火中烧”。

　　中国与一系列国家，特别是与各个大国及周边的广大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几乎演变成一种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维系主要靠中国日益发展的经济和向外国不断扩大的市场。

　　不过，这种只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中外关系并不是一种全面的双边外交关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中国与一些国家的经济关系不断加深，但在政治关系和战略关系上却存在着不少问题，甚至对立和冲突不断，尽管它们受到所谓的“良好经济关系”的缓解和约束。

　　这里姑且不论这种中外经济关系的结构问题，比如中国过于依靠外资、外贸和国际金融支撑经济，国家经济实际上一直面临着某种潜在压力。笔者想着重指出的是，经济关系固然是国际间相互依存的基础，但对一个国家的外交关系而言，仅有经济关系是很不够的。

　　有人可能以为经济利益关系是最可靠的国家关系，其实未必，“没有永久的利益嘛”！最明显的是，利益关系着眼的是眼前和近期。但这个近期有多长？对某些西方投资者和外交战略家来说，他们对中国能评估的最长时期也不过10年，一般是3－5年。这就是说，他们认为在这个期间他们与中国的利益关系还是能够准确预测的。而另一些人看到的则是目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因此对中国的评价是谨慎的。

　　当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时，比如在过去25年或者15年或者7年或者2年里，中国对世界充满了吸引力。在中国，一系列“热”的经济部门，也是外资趋之若鹜的地方，中国经济中不健康的“热”和结构畸形，与这些部门的存在有着一定的关系。可以想象，若今后中国经济受到重大问题困扰时，中国的外交关系也要出现相应的大问题，因为那时外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发生了消极变化。

　　中国外交应包括价值关系

　　一个国家健全的外交关系不能仅仅是物质上的利益关系，还必须包括观念上的价值关系。国际共同价值不仅对任何国家的生存和福祉至关重要，而且是整个人类存在和延续的保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前，东南亚国家的首都和经济中心歌舞升平、一片繁荣，世界银行把这些国家当做是“东亚奇迹”中新生代而赞扬无比，多数东南亚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不错，东盟在外交上频频展开“小国外交”。但是，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重创了它们，直到现在，东南亚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遭受的重创还没有完全恢复：旧的问题如治理不善、贪污腐败、人口爆炸、贫困折磨等还没有克服，新的问题如恐怖滋生、海盗出没又接踵而至，东南亚成为安全隐患巨大之地，东盟的“小国外交”也风光不再。

　　可见，一个国家健全的外交关系不能仅仅是物质上的利益关系，还必须包括观念上的价值关系。

　　有人会说，中国在发展国家关系时，已经不再问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别，何必再讲什么“价值”呢？此言差矣！即使不谈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也并不等于不谈价值。毕竟，意识形态和价值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国家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国际社会之所以是一个“社会”，就是因为它的各个成员国拥有并分享许多共同的价值、规则、规范和制度。一些最基本、最必要的价值，诸如国际法也是属于价值范畴的东西。《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各项公约里规定的原则、规范都是国际共同价值，这种国际共同价值不仅对任何国家的生存和福祉至关重要，而且是整个人类存在和延续的保证。

　　不仅如此，由于当今世界存在着各种全球性的巨大问题，人类最低限度的那些价值，比如国际道德、国际民主等甚至是关系到国家和国家体系安全的“难得的或者稀缺的价值”。

　　另外，环境和人权就是当今全球化世界两个最重要、最迫切的基本价值。各国在环境和人权问题上需要的是一种合作性而非冲突性的价值关系，即按照联合国体系的各种规则，尊重和发展基本人权，保护地球环境。这种价值关系已经远远超越了国家之间的狭隘利益关系，是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开展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和亚洲要有共同价值

　　亚洲国家无法分享它们各自的民族主义，为了共存和合作，亚洲国家只能分享它们非民族主义的共同价值，比如地区主义。作为亚洲区域合作的主要参加者和推动者，中国与亚洲要有共同的价值，才可能缔造这个地区长期的和平和合作。

　　回视中国所处的亚洲地区，这些年来，各种地区性的多边机制和多边合作正在发展，关于东亚地区合作的构想和蓝图，比如“东亚共同体”等都提出来了，尽管目前其目标还很模糊，组织也很松散。

　　中国是这些亚洲区域合作的主要参加者和积极推动者。可以肯定地说，亚洲国家无法分享它们各自的民族主义，因为任何一种民族主义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排他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以冲突为主调的。为了共存和合作，亚洲国家只能分享它们非民族主义的共同价值，比如地区主义。欧洲国家在二战后就是这样做的，地区主义超越了民族主义(当然不是代替、取消民族主义)。结果，欧洲联合和欧洲一体化就发生了。

　　亚洲未必就会走欧洲那样的一体化道路，但总得要有一些共同价值吧！中国与亚洲要有共同的价值，才可能缔造这个地区长期的和平和合作。可惜现在没有多少人强调这一点。

　　其实，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外交来说，利益很重要，甚至最重要。但是，还没有多少国家的外交是单纯只讲利益的外交。

　　比如，美国的外交就是最矛盾的一个混合，它既讲利益也讲价值(美国的道德信念和价值)。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内部因为全球化而发生深刻变化(白人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最近著作对此忧心如焚)，不管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都不得不兼顾、协调美国利益与美国价值，并没有把利益或者价值单纯地推向极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也许是现在的小布什行政当局，它最受利益驱使(比如石油和安全)，最漠视全球正义和人类生态，但却不得不高谈阔论美国价值，例如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化的“大中东”计划。

　　可以这样说，经济利益关系只是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一部分，价值关系则是另外一部分。比如美欧关系，它们之间的价值关系并不比其利益关系来得差，反而是非常重要的。当前美国与欧洲关系的一个症结，正是越来越突出的美欧价值差异。欧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联合发展、冷战的结束及美国“帝国”式傲慢，有着和美国不同的对全球化的理解和全球目标。欧洲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与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而是出现了许多与美国分歧的价值领域。

　　中国和世界应建立“共识”

　　“共识”、“模式”已经不是一个物质的利益问题，而是一个观念的价值问题。中国若要在世界上真正成为有地位、受尊敬的大国，与世界的“共识”是很重要、很必要的。中国必须通过与世界的价值关系来影响世界。

　　中国现在仍然处在向世界开放和学习的阶段。这个学习是广义的，人类世界迄今为止出现的一切知识，我们中国人掌握的并不够。在如何治理现代国家和社会上，在如何按照现代通行的外交原则、外交艺术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上，我们还需要谦虚地学习。

　　对个人而言，学习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国家也不例外，也有一个在国际社会中“社会化”的过程。国家的社会化过程就是积极地接受国际规则、国际价值，同时又建设性地促进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规则和国际价值的过程。一个国家正是在这样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地位的。

　　近年来，中国对联合国体系的参与越来越深入，比如更加积极地对待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开始越来越重视外交上的多边主义，参与了几乎所有的国际间政府组织，对国际间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和立场也开始发生着积极的变化；不仅如此，中国还试图在影响和塑造国际制度上下功夫，比如中国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发起国之一。

　　最近一段时期，国际上甚至国内都在热烈地讨论所谓的“中国模式”。但笔者并不认为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的东西，也赞同国内一些学者“慎言中国模式”的观点。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开始确实是迫不得已的，是在“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下，由没有得到计划经济任何好处的穷困农民首先发起的，“摸着石头过河”就花了相当长时间，如今则面对着新的高度困境，哪里可用“模式”来论，哪里有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可以说，中国改革一直处在十字路口，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很快又到了下一个十字路口，一直难以发展出一个明确的模式。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商业战略咨询人拉莫在英国官方的“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名为《北京共识》的报告。报告大概说，经历了25年的探索，中国似乎找到了发展自己的“新道路”；世界，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些看好“中国模式”，甚至“中国模式”大有取代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趋势。

　　尽管笔者认为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之类的东西。但是，有一点是要大力肯定的，那就是“共识”、“模式”已经不是一个物质的利益问题，而是一个观念的价值问题。

　　再进一步说，中国若要在世界上真正成为有地位、受尊敬的大国，与世界的“共识”是很重要、很必要的。中国必须通过与世界的价值关系来影响世界。经济力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价值力量往往被当今的物欲横流、道德沉沦所遗弃。没有价值的中国当然不可能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而没有与外部世界相互依存的价值关系的中国，也只能与世界建立一种层次比较低的利益关系。

　　因此，中国必须与外部世界建立具有进取性、认同性和共享性的价值关系。一个经济上和社会上越来越全球化的中国，是到了强调与外部世界的价值关系的时候了。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