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近日，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表示，去年我国未解决温饱(依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为准)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个消息似乎会让人们感到遗憾。但如果用更加理性的眼光看问题，那么这个消息更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

　　1994年，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底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现在1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有低于政府绝对贫困标准的人口近3000万；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人均一天一美元)，这个数字还会大出许多。此外，还有近6000万的人口没有实现稳定脱贫，遇到天灾人祸，他们最容易重新成为绝对贫困人口。

　　平心而论，中国政府为在一部分人口脱贫致富方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我们还是没有能够完成1994年所确定的工作任务，今后要完成这个任务也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是世界性的难题，许多这方面的做法常常遭受研究人员的诟病。比较起来，中国政府的做法在第三世界国家里还是不错的，常常受到国际机构的赞誉。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对此作出回答，需要注意这样几个事实：

　　第一，脱贫致富方面的投资，如同一切投资一样，也存在一个所谓“边际效益下降”的规律，越到最后效益越低，工作越困难。正由于这个原因，就是很发达的国家也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不能被轻易“消灭”。在经济学上，总会有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内，开发性扶贫的效益是一个负数；这个边界内的贫困人口，只能通过常年救济的办法使他们享有一种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使他们的子女能接受正常的教育。仅此而已，别无他法。

　　第二，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居住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对于他们，开发性的扶贫支持不仅在直接经济效益上是低下的，在社会效益(环境保护)上也是低下的。据农业史学专家的研究，中国在几百年前传入“新大陆作物”(玉米和土豆等)后，致使大量人口得以在气候恶劣的高寒阴湿山区生存。他们用毁林开荒的办法种植农作物，勉强得以活命，过着一种极为贫困的生活。对于这部分人口的脱贫致富，投资越大，越意味着生态环境的破坏。

　　第三，由于宗教和文化的某些原因，总有一部分人口在一定时期里不接受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例如美国的比较守旧的一部分阿米什人)。这部分人口的脱贫也是极为困难的事情。一般来说，这些人口的后代最终会接受现代文明，但过程比较缓慢。政府对他们采取急于求成的政策，反倒不会有好结果。

　　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政府扶贫投资的运作方式本身，也有一个效率问题。在扶贫资金的总量中，总有一部分被扶贫工作的“传递渠道”所消耗，到了直接的贫困人口头上，可能所剩不多了。如果考虑到腐败现象和监管的难度，扶贫资金的效益会更低。审计署的一项审计报告称，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20.43％。另外，我们还可以再算一笔大账。近几年，国家的、民间的和国际机构三方面的扶贫资金每年总在300亿元以上，如果直接发放给3000万贫困人口，那么，平均每一个人每年可获得1000元，这已经大大超过贫困线了。

　　以上事实的存在迫使我们考虑扶贫工作的理念、方式和效率问题。第一，不能希望通过所谓“开发性扶贫”使所有的人口都能摆脱贫困。一个社会总会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他们需要政府救济，特别是他们的子女需要在教育方面得到慷慨帮助。第二，在自然条件很差的地区，国家要帮助那里的人口迁移到其他地区。第三，对于由宗教和文化原因造成的贫困，政府也不必在扶贫帮困方面操之过急，要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促进那里的经济开放。第四，更重要的是应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切不可搞那些浪费钱财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