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书外

　　刘海涵

　　有人说：我生之有涯，而知之无涯，所以我们与其漫无边际地读些乱七八糟的书，不如集中精力读几部好书。这话大致上没错，做学问的应该如此。但是，假如我一不做学问，二不以学问营生，而只是从读书中找些乐趣，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古人曾非常不科学地将藏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部分，在以读儒经为出路的“经学时代”，“经”就是学子需全力研读的“好书”了。假如有人不想“学而优则仕”，只想在书海里猎奇找乐，那么他就会找最有情趣的“集”来读。据说毛主席逝世前读的就是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那应是属于“集部”的书。还有些有趣的书按古人的标准根本无缘入选四部，那些书的名目应该叫“杂部”。

　　我向无做学问的能耐，也缺乏高尚之情趣，所以不管入书店还是逛地摊，总喜欢在阴暗的角落寻找一些别人不屑一读的杂书。杂书大多格调不高，有些属诲盗诲淫之书，有些跟“怪力乱神”有关联，但有的杂书很有“生活”，颇能展现社会和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我曾买过一本香港出版的《粤曲歌坛话沧桑》，还有一本国内版的英人贝思飞著的《民国时期的土匪》。前者讲旧时香港石塘嘴和水坑口的妓女从小就被训练成一名歌手，她们如何将民间八大音发展成后来的轻音乐，还变传统“粤讴”为流行曲，这分明就是在论证香港音乐史就是妓女音乐史。后者论证中国原是一个土匪大国，描述了土匪的生活，读来既恶心有又趣，所以，鲁迅关于“贼者，流着之王也；王者，坐着之贼也”的论断确实具有真理成分。

　　我从前也读过少许关于广州旧时风物的笔记，其中，行商加鸦片贩子的美国佬亨特写了两本非常有趣的笔记，他的《广州“番鬼”录》我没读过，但我读过他的《旧中国杂记》。他以见证人身份记录十三行时代的广州轶事，其中有鸦片战争中的一些片断，让你像看记录片般地领略到古城的旧时风景。只要你与广州有点缘分，看看书中的这些标题就觉得有趣：到花地饮宴；中国客人吃“番鬼”餐；一间糖果铺、一间香木串珠铺和一间墨铺的招牌纸；乌龙茶；长寿寺；海幢寺；广州清真寺；午时茶；《朝报》；龙舟节的起源；中国人的新年；中国土著居民；斩首和凌迟；公债；案件的审判；公学；宗教；钦差大臣耆英；1841年战争附记；广州城的创建；保与行商；十三行平面图；广州的大旱；广州划船俱乐部等等。你把这些标题串联起来，就是一幅旧时广州人的生活图景。

　　该书有许多损中国人的话，但也不乏对中国文化的赞叹之词。比如，作者说自己在一行商家里，见到女眷们穿着有毛皮点缀的丝绸衣服时，就赞叹中国人有很好的品位，可见广州历来就是一个讲时髦的城市。亨特还认为鸦片战争中在虎门殉国的关天培将军就是英雄关羽的后裔。钦差大臣耆英后来被道光帝赐死，亨特写到他陪法国驻广州领事拉特蒙冬参加耆英的一次私人宴会后，在回去的艇上拉特蒙冬说：“我到过许多欧洲宫廷，结识了不少杰出人物，但在举止的优雅、高贵和从容方面，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超过刚才这些中国人。”由此可见，其时中国虽然国将不国，但礼教文化还是在士大夫的言行举止和道德涵养上闪烁着光亮，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发现这些轶事正是读杂书的乐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