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日举行的浙江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细算了三笔“官员腐败成本”账。一是经济账：为不义之财放弃已有优厚待遇不值得；二是法纪账：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贪赃枉法必将受到法律严惩；三是良心账：对不起组织、人民和家庭，将受道德和良心的审判。他希望领导干部增强自律意识，实行自我约束，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人民日报》7月16日)

　　习近平这三笔账，算得一清二楚，全面、准确地阐释了“腐败成本”。但是，我感到这个算法遗漏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腐败者败露的可能性。

　　“腐败成本”并非简单指腐败败露后受到的惩罚和损失，它实际上是这种“惩罚和损失”再乘以“被抓住的概率”。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预期，因为官员腐败可能被抓，也可能平安无事、逍遥法外。如果腐败败露的概率是0，那么形式上的惩罚再大、损失再多都无济于事。

　　而这个“被抓的概率”又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监督机制的完善与监督力量的强弱，二是需要监督的人数。因为反腐本身也是需要成本的，至少这个“反腐成本”不能大于“腐败的社会成本”。

　　因此，监督机制不可能无限地完善，监督力量也不可能无限地强大。正是由于反腐的这种局限，我们不可能指望现实中的腐败现象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惩罚，而只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但是，如果需要监督的人数太多，根本就监督不过来，那么这种“杀一儆百”的效果的也将遭到无情消解。

　　首先，我们来看监督体制的问题。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人的意识到制度反腐的重要性，因为制度性的腐败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治理。然而，不得不说，我国的监督体制还很不完善，存在的漏洞给了腐败官员们很多可乘之机。

　　试想，如果拿公家的钱就如同囊中探物，谁能保证自己就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财务管理制度上的漏洞，有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竟然能够动用2亿公款豪赌为证；金融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有贪污巨额公款的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远逃海外作例；至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把手”纷纷落马已经提供了太多的证据……

　　其次，我们需要监督的人数实在太多了。尽管近年来我国监督机制已经越来越健全，但是鉴于反腐成本的制约，仍然难以做到面面俱到。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需要监督的“公权”数目太多。从逻辑上说，以“私权”谋私利的事儿越多，以“公权”谋私利的事儿就会越少，那些少量存在的公权也才容易受到有效的监督。而“公权”的大量存在，必将导致监督的乏力。

　　这两个因素必然导致腐败败露概率小；而败露概率小，当然就大大降低了贪官们的腐败成本；腐败成本低下，也就无法有效制约贪官们的腐败行为。实际上，每个贪官心里何尝没有一把“成本———收益”的算盘，他们早就把腐败得到的种种好处和腐败成本进行了充分的得失权衡。这个账根本不需要别人替他们算，他们心里一清二楚，明镜儿似的。

　　当腐败的好处大大地超过了“经济账”“法律账”“良心账”的总和，贪官们“前腐后继”也就不难理解了。(稿件来源：燕赵都市报作者：雪里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