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味杯”广场歌手大赛启事

　　由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主办，各大媒体协办的“汕头市‘金味杯’广场歌手大赛”即日起接受报名，大赛简章及报名表各报名点均备索览。

　　报名地点：市新兴路老文联大楼（电话：82746448434434）、黑白键琴行（电话：8732798）、雷格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电话：8363328）、海鸥琴行（电话：8736039）、潮汕星河教育艺术中心（电话：8368775）、三乐文化艺术教育中心（电话：8166211）、濠江文联（电话：7367817）、金平文化馆（电话：8318394）、峡山祥园文化广场（电话：0661-7909895）澄海音协（电话：5720519）、南澳音协（电话：6802293）等。咨询电话：8557676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2004年3月22日

　　一代伟人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即将到来，人们怀着对伟人的崇敬之情缅怀他的丰功伟绩。邓小平虽然没来过汕头，但汕头不少先进个人在进京受表彰时曾荣幸地得到他的接见。近日，记者采访了两位全国劳模，他们激动地回忆见到邓公的经历，倾诉对一代伟人的深切感情。

　　黄华庭：一生中三见邓小平

　　黄华庭一生中三次见到邓小平，第一次是1959年参加全国劳模大会，第二次是在1964年参加广东劳模观礼团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第三次是在1989年第二次参加全国劳模大会。他告诉记者，最后一次见到邓小平的光辉形象时，他特别激动，联想到这位伟人对国家做出的贡献，他倍感对伟人的无限敬意。

　　1959年黄华庭第一次进京参加全国群英会，也即是第一次全国劳模大会。那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同志等都出席了大会。他虽然对邓小平在解放战争中建立的功勋有所了解，但没有想到这位身材矮小的人物会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这么大的影响。1964年国庆观礼时留下的印象也差不多，他只记得，当时邓小平正当英年，精神焕发，穿着深灰色中山装。

　　第二次从北京载誉归来不久后，中国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黄华庭因为劳动获得了崇高的荣誉，那时却被套上了地方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假模范、假党员等多个罪名，被挂牌、游街、批斗、抄家……历经了难以言说的暗淡日子。他说，他所获得的各级劳动奖励纪念品大部分都在抄家中被毁了，像第一次参加全国劳模大会时全体劳模与领导人的合影，也即是他与邓小平的第一次合影，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毁掉的。他拿出一枚五星红旗纪念章告诉记者，这枚纪念章也是当时获得的，因被他夹在一本科技书里而幸免于难。他说，虽然在“文革”期间他经受了迫害，但他觉得与邓小平的三起三落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邓小平在“文革”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坚定不移的意志，一直是他在往后的人生经历中学习的榜样。

　　1989年，黄华庭再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而上京受表彰。这一次他又见到邓小平！这时的邓小平，已不仅仅是一位开国元勋，他更是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引领中国走向繁荣的伟人，这对黄华庭来说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改革开放后黄华庭很快恢复了名誉，获得了劳模所应获得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当他再次见到年事已高已退出中央领导职位的邓小平在江泽民同志的陪同下走在最前面进入人民大会堂，频频向劳模挥手时，他的激动之情无以言表，他说，邓小平当时虽然已80多岁，但依然容光焕发，健朗淡定，他仍然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在黄华庭的眼里，他是那么伟岸！这一次近距离的接触，使黄华庭感受到一次心灵的震憾，这种震憾，是邓小平对中国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功勋在一位劳动者心中所激起的涟漪！

　　方仰群：邓公令我们翻了身

　　方仰群是1989年的全国劳动模范，在当年赴北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时见到了邓小平。他说，能在有生之年近距离瞻仰这位伟人，是他莫大的荣幸，因为，他是一名人民教师，他和很多文化战线的人都亲身感受到，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出困境，而像他一样的文人更是不知要经历多久暗无天日的日子。所以，当他在人民大会堂上见到邓小平频频向他们挥手的时候，内心激动不已。他拿出那次大会的合影，2800多名劳模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聚集一起，合影足足有三米多长，邓小平坐在正中央，而他则站在靠左的一侧，他们之间虽然隔着1000多人的距离，但他说，这已弥足珍贵了。

　　方仰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教师职业，一开始他被分配到陕西省南部一个贫穷的山区任教，山区的人民十分淳朴，所以在文革期间他幸运地没有受到多大的迫害，但也时不时被贴大字报，成为被批判的对象。1979年他回到汕头，在自己的母校聿怀中学任教。那一年回来，他正好碰上了三位老师的追悼会。这三位老师都是他初中时的师长，其中一位还是他尊敬的陈泽霖校长，他们在文革期间相继被迫害而死，直到那一年才得以平反，补开了追悼会。这件事让方老师感触万千，回想过去那段日子，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连生命都没有保障，他说，是邓小平让他们找回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得到了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

　　方老师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知识分子的命运截然不同。之前，他曾听过一位同事说，千万别让自己的子孙再从事教师这一行业；而现在，教师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羡慕这一行业，并努力成为其中的一员。而他本人更是有着明显的感受。他还记得在陕西当教师的时候，住的是土屋，每月只有几十元的工资，当时收入只能维持温饱，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生活；而现在，他分到9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的工资加上各种津贴将近3000元，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保障，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的提高，让他感受到了一位文化人的尊严。

　　（本报记者许玉璇实习生吴瑞绵）（来源：《汕头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