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邵道生

　　一篇是《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必须改回去》，一篇是《质疑某些经济学家的“代价论”》，反响着实不小，是啊，这毕竟是涉及到几千万工人利益的改制，人们怎么可能都鸦雀无声呢？若那样，这个社会就不正常的了。不过，在众多声音中IP:222.37.49网友的一个跟贴倒是极有份量的：“老邵虽说得有理，但却不可逆转，你给政府出了一道难题。”

　　因为我想“逆转”的只是“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而不是整个改制，因而笼统地、全称性地说改制是“不可逆转”，就略带一点无的放矢的味了，不过，即便这样，我也得承认这位网友最后的结论：我的确“给政府出了一道难题”。

　　关键是，我为什么要给政府出“难题”？这道“难题”究竟难在何处？这道“难题”究竟是“有解”还是“无解”？应该怎样解决这道“难题”？

　　我为什么要给政府出“难题”？

　　主要原因是，我所说的这道“难题”并不是我坐在家里杜撰的，它是“客观存在”的，是我们的社会迟早会遇到的，我不过是说了一个其他人没有说的、也不怎么太敢说的“现实的客观存在”而已。

　　之所以这么说的理由大致有以下三点：（1）从总体来说，国企的改制（改革中的一项）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背景下进行的，人们只是知道国企必须改革，但是怎样进行有序的、稳妥的、健康的改革，整个社会的理论准备并不是很充分的，尤其是怎样用“三个代表”的思想去指导国企的改制，全方位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考虑得很不充分，一般来说没有充足理论指导下的行为总是容易出偏差的；（2）还必须看到，这场国企的改制又是在整个社会的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背景下进行的，因而“有权人”和“有钱人”勾结起来拼命抢占“利益制高点”，将国企的改制当作“最后一顿疯狂的、丰盛的晚餐”，也就在“情理之中”的了；（3）在浮躁的学术界，一些学了满脑子洋理论的专家、教授，因为不知道中国的国情，抛出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的所谓“改制理论”，正中一些“有权人”和“有钱人”下怀，于是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就用它作为“指导思想”，因而国企改制中的腐败问题就不是一个个别现象的了。

　　总之，国企改制本身就是一道不好解的“难题”，如今国企改制中“权力资本腐败”在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又相当程度地“渗和”进这一“难题”之中，因而使这道“难题”难上加难，当今社会不是求真务实吗？我将这一“难题”提出亦是基于这一精神。

　　第二，这道“难题”究竟难在何处？

　　这道“难题”究竟难在何处？依我说，难，很难，还不是一般的很难，而是很难很难。

　　说这道“难题”很难很难，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根本还没有考虑到这个“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必须改回去”这一“难题”的存在。高层领导人发话了吗？没有。有没有对此的政策文件？也没有。它不过是一个普通读书人的“吶喊”而已。根据中国的国情，在没有这两个“充足条件”情况下，仅凭一二个读书人的“吶喊”，一般来说，一些“有权人”是不会理睬的。

　　说这道“难题”很难很难，就是因为如果承认“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必须改回去”的现象确实存在，那么，对有些人来说，“后果”就太严重了，以权谋私、腐败、侵吞国家资财、私分国有资产等等罪名就能成立，接着下来的就是到手的巨大利益不见了，党票会被拿掉，官位会因此丧失，说不好就会蹲大狱……怎能朿手就擒？怎么会不拼死反抗？！

　　说这道“难题”很难很难，就是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两边的力量”是极不对称的。要求将“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必须改回去”的一边是“弱势群体”，是下岗工人，最多还加一二个打抱不平的“弱势文人”；而要求维持原状、保持既得利益者的“一边”则是一个“有权人”和“有钱人”结成的“既得利益的同盟体”，还有一大群受过洋化教育的经济学家。前者没有任何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法律资源和社会资源），因而被“边缘化”，后者占绝对统治地位，具有前者无可比的权力优势。这就决定了“两边力量”进行较量的难度。

　　第三，这道“难题”究竟是“有解”还是“无解”？

　　那么，说这道“难题”很难很难是不是等于“无救”，意味着“无解”了呢？绝非。之所以用“绝非”这两个字，有这么几个理由。

　　因为从本质上讲，“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不过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纸老虎”，“梁柏岭式的改制”不过是一群打劫国家资产的“打劫贼”，其实，只要用“三个代表”思想一去检验，只要用国家法律一去衡量，只要用国资委颁发的文件一去对照，就可以暴露出这伙“打劫贼”的违法性、虚弱性、贪婪性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因为在共产党的词典里，从来不会承认“腐败利益”的合法性，从来不会承认“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的合法性，“梁柏岭式的改制”之所以能一时得逞，就是这伙人浑水摸鱼之结果，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

　　因为我坚信当今的胡温体制是坚决站在广大人民这一边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是坚决维护工人们的基本权益的，“新政”一年多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们遇到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只能一个一个解决，我想，清算这种“梁柏岭式的改制”不过是一个时间上先后的问题，时间一到，肯定是统统报销的。

　　第四，应该怎样解决这道“难题”？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解决这道“难题”呢？

　　（1）作为有关部门（如国资委、社会科学院）应该将“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作为一个现实的重大问题来研究，要摸清“梁柏岭式的改制”在地方改制中究竟占在多大的比例：是多数还是少数？是一小部分还是一大部分或是干脆是“五五开”。如今，像“梁柏岭式的、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尽管媒体披露得很多，但是都是个案性，而国家权威部门用的都是过去官方常用的官话：“主流是好的，支流问题不容忽视”等等，都只有“定性性”的，而没有“定量性”的。显然，对问题严重性缺乏科学上的判断影响最高层的决策。关键是怎么研究？由来研究？总的看法是应由“第三方”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进行这种研究，它们与改制不存在利益上的冲突，但是应该充分授权，最忌讳的是“委托”地方权力部门去进行研究，其结果肯定是“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大大地好！”

　　（2）坚决查处“梁柏岭式的、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

　　如今媒体披露了大量的“梁柏岭式的、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如，河南长葛市发电厂长梁柏岭，在企业改制中，将价值1．2亿的国有企业以1500万元买下；上海市一家国企老总借改制之名，实施“腾挪大法”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高达上千万；重庆“嘉化”原国企法人代表李守昌极其家族成员通过掌控的“嘉华”和“青城”和等关联公司“过手”嘉化公司的进货及销售渠道，使“嘉化”欠下上述两家公司巨额债务；新乡棉织厂原任厂长全部卖光了主要生产车间价值2000万元的机器设备和原有几千万元库存产品，等棉织厂资产所剩无几时，提出破产申请。不花一文全盘接下这个原本资产近亿元的大型国有企业；郑州仪表厂被兼并前，管理层委托的资产评估，严重少评、漏评国有资产，随即，原任厂长不顾职工反对，介绍来了一家有虚假兼并国企案底在身的私人企业，让这家注册资金1200万的企业吃下了少评后仍然有3800万资产的仪表厂。在将仪表厂资产快吃光后，这家公司又将仪表厂一脚踢开，解除了兼并；山西运城市2.3亿元国资一夜之间“大缩水”，被一家民营企业用6410万元收购；宁夏中卫市城乡建设开发公司是国字号企业，生意红火，两年前资产总额达2366万元，利润426万元，去年上半年改制，经评估公司像变魔术一样的估价，企业居然成了负债50多万元的“亏损户”；江苏高邮医药公司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内由市政府拍板先后两次改制：第一次改制，“大钱”变“小钱”，875万余元的净资产“缩水”为300万元、第二次改制，“公钱”变“私钱”，民营取代国企，职工由主人变成雇员，人均月收入由过去1000元左右降为300元，而千余名职工对此竟毫不知情……

　　面对这类腐败分子（尤其是这些企业中的“第一把手”）借改制之名疯狂盗窃国家资产的行径该怎么办呢？一是媒体无情地曝光、揭露；二是由更高一级的权力部门进行强力干预，因为同级权力部门大凡在这种“改制”中都被“摆平”了，特别是要注意将国资当作“唐僧肉”的改制在的“梁柏岭式的利益阶层”的动向；三是纪委、监察、检察或是公安经济部门及时跟进，应用法律手段进行及时的、有力度的惩治；四是在这类企业中进行体制“改回去”或是“再改制”的试点，应该充分保障各个层次人们的利益。

　　（3）继续狠批某些经济学家的所谓以牺牲“三千万工人利益的‘代价论’”。

　　IP:219.140.224网友说得太对了：“改革的目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是要让另一部分人先没有饭吃。强肉弱食式的改革不是小平同志的初衷！”

　　IP:61.154.125网友说得太好了：“我们的温总理能同意这些经济学家的所谓‘代价论’吗？能同意这种以3000万老工人为代价的‘梁柏岭式的改制’吗？我相信他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一向是最关心弱势群体的。这些年来为什么腐败愈演愈烈？为什么每个单位的改革都是头头得利？不就是这种‘代价论’在作怪吗？改革为什么都是要这些弱势群体作代价呢？为什么不让单位的头头承受这种代价呢？”

　　前一段时间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的改制之所以搞歪了，搞斜了，他们的胆子之所以那么大、那么邪，说实了，就是这些经济学家在误导。人们总是小瞧了理论的作用，科学的、正确的理论是强国，错误的、荒谬的理论能误国，所以一定要将这种“代价论”批倒、批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