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良桂

　　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这一科学论断，站在时代和全局的战略高度，深刻揭示了文学贴近群众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繁荣当代文学的根本要求。

　　贴近群众是文学生命活力永不枯竭的源泉。群众是国家的主人，是决定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从中外文学的发展来看，那些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心绪的文学作品，才有可能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民奋争史、心灵史的真实记录，才能发挥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杜甫的诗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因而历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崇，其诗被誉之为“诗史”，其人则被誉之为“诗圣”。

　　新的历史时期以来，也产生了一批关注改革生活具体进程，关注改革的雄奇和艰辛，讴歌现实生活的光辉篇章，谱写了一曲曲生命的壮歌，汇成了一部雄浑浩瀚的时代交响曲，给文坛带来了一股阳刚之气。《苍天在上》、《抉择》就是作家以理性的眼光、严肃的态度去关注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关口其政治生活态势，在对生活真实风貌的书写中，传递出民众对清廉政治的期望，对健全社会体制的渴求，疾恶扬善，给我们心灵带来了激荡和振奋、警示和启悟。

　　文学贴近群众需要严峻的社会思考。但遗憾的是，近年来关注现实生活中处在基层的普通人民群众生活命运及心理情绪的作品较前些年减少了。尤其是真实描绘中国农民当下生存境况、心理欲求的作品更为少见。有的只是“时尚生活、小资情调的自我感受与写真”。即富有阶层的糜烂颓废、知识者的软弱伤感，“新人类”的骄纵迷惘，虽其中不乏文笔精巧凄美、情韵细腻周密之作。但它们缺的就是对于真正能体现时代之重、也能促使中国文学更有作为的严峻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艺术揭示。于是，当下文学就形成了一种悖反的现象：一方面感慨不断出现的文学作品缺乏从中国社会深层锤炼出的思想与审美的震撼力，一方面又无人愿意逃脱既定话语模式的束缚去另辟新路。

　　文学要贴近群众，作家必须转变观念。文学脱离文学大众的原因，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错位”。对于全球化、现代化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历史合理化及其所可能构成的思想的错位，不少人对此都缺乏全面的思考和足够的警惕，就形成了以观察和描述时代的新信息作为创作的主要目标和文学观念，以为这种对于时尚生活的描述才真是把握住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敏感的脉搏。结果，由“现代化的陷阱”所构成的底层意识匮乏的状况，就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重要的精神趋向。

　　其次是认识的“越位”。以为时尚化写作就是痛切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是创作者人生经验的写真。其实，这种个人的体验并不等于历史的全局，某些个人曾经为之欲死欲活的一切，从整个时代历史进程来看，也许其实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有可能只是无病呻吟而已，而且，即使纯粹的个人体验，也有深层和表层、狭隘与博大之分。所以，如何选择与时代精神底脉息息相关而且确实散发着底层民众生命本原意识的体悟，就是作者认识不能“越位”的关键。而那些时尚文学的写作者，恰恰未进行这种艰苦的区分和选择，当然就无法深入时代的底层，也难以触摸到生命的底层。

　　再次是作家的“缺位”。现在的作家深入生活很少有像柳青、周立波当年那样，在农村一呆就是十几年。尽管现在的作家也有自己的观念和思考，有对社会、文化和人生的领悟。但是，他们多半只孜孜以求地致力于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行，以期通过转换和升华，攀登上文学和文化的高峰，已无余力，也怠于重新深入观察中国社会瞬息万变的底层，即使走马观花式地打量一番，也业已在基本固定的思想和模式上建构，难以容纳和消化种种复杂的中国底层的信息与内涵。此外，受时风影响，不少作家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把创作视为获取财富的手段。面对滚滚商潮，一些年轻作家自我迷失，摒弃崇高的精神追求，放弃了对现实的针砭与追问，转向迎合庸俗市场趣味的世俗写作。结果，以他们狭窄的人生体验和年轻的生命感悟，再加上“才子气”的自以为是，一挥而就，作品就不可能具有丰沛的底层意识和厚重的历史内涵。

　　要繁荣当前的文学创作，就要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把握生活本质，关注民众生存，激发创作灵感，从而走出底层意识匮乏的阴霾。

　　《人民日报》 (2004年07月20日 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