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的民族融合

　　朱大渭在《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影响》（刊于《中国史研究》二○○四年第二期）一文中指出，儒家的“用夏变夷”和“协和万邦”思想是指导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进步思想。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地践履儒家的这种民族理论，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强烈认同感，使十多个少数民族一千多万人口融入了汉族。这一结果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影响至深且巨，隋唐时期出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空前繁荣就与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有密切关系。

　　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集团

　　张华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集团》（刊于《民国档案》二○○四年第二期）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为兴起于清末的北洋集团政治势力的发展创造了良机，他们在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推翻清王朝之后，掌握全国政权，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北洋集团作为一种新兴政治势力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虽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毕竟是在旧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封建的东西根深蒂固，譬如作为一个狭隘的利己集团，它在辛亥革命后即对革命党人大打出手；作为传统政治的迷恋者，很快即抛弃民主制度，复辟帝制。在袁世凯死后，它又进一步分化为大大小小的军阀，祸国殃民，完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

　　日本大亚细亚主义不应肯定

　　戚其章在《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兼与盛邦和先生商榷》（刊于《历史研究》二○○四年第三期）一文中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一个值得关注且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一些论者将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幕末时期的“攘夷”和明治维新后的“兴亚”论联系起来，以证明其“含有一定的客观历史进步因素”，显然是不恰当的。大亚细亚主义产生于甲午战争之后，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是一种指导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策略的侵略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