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澳门特派记者 曾坤
按照常理，一个地方某一产业的崛起，往往要依托当地某种资源优势，比如山西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夏威夷依托旅游资源。但是，澳门博彩业这匹“黑马”的崛起，却没有依托人流聚集的优势。仅仅45万人口的澳门，不但打拼出了一个世界级的博彩产业，还有效地规避了博彩业本身所带来的不少负面影响。譬如，在这个赌气弥漫的小城里，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独特而有趣的现象：绝大多数澳门居民视赌场如无物。除了每年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他们会进赌场试试自己新年的运气，赌赌个人未来的顺逆外，其他时间几乎不进赌场。
赌博乱性的传统观念牢牢占据着澳门人的头脑
究竟是一种什么魔力令澳门人的行为与周围环境“脱节”，又是怎样一种动因促使澳门人远离赌场呢？多少年来，纷至沓来的中外专家学者都对这一问题难以理解，记者也算其中之一。记者来澳门的两年多时间里，曾先后探访过不少赌场，也采访过数十位在赌场里工作的人，专心致志地挖掘了一番后，终于明白了其背后的一些成因。
也许很多人都不相信，赌博业繁衍兴盛了200多年的澳门，“赌博系偏行”、“小赌怡情，大赌乱性”的传统观念，却始终牢牢占据着澳门人的头脑，并得到澳门社会的普遍认同。这是澳门人抵御赌场诱惑最牢固的一道防线。而这种牢固观念又引申出一个道德化的社会评判标准：即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如果频繁出入赌场，背后肯定会遭人非议；打工仔、白领人士若热中赌博，传到上司耳中，会有被“炒鱿鱼”的危险；未婚年轻人，即使是富家子弟，经常出入赌场的话，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等等。正是这一无形而又强势的社会评判标准，将绝大多数澳门人挡在了赌场门外。葡京赌场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据粗略统计，平时进赌场的澳门人，还不到所有进赌场人数的千分之一。
做赌场生意的人都不愿让外人知道他们的身份
其实，澳门独特的社会形态，也为抵御博彩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营造了一个独特的氛围。澳门大致属于族群式社会，地域狭小，人口密集。如果你在大街上走一整天的话，肯定会遇上一拨一拨的熟人。大家互相认识，彼此清楚底细，整个社会被网在一种血脉与亲情密切交织的温柔关系之中。这种触类旁通的社会关系网，客观上也起到了一种监督功能。记者认识几个在赌场工作的发码员，他们很忌讳别人知道他们在做这种工作。还有几位赌厅承包商，记者多次约他们聊天，都被婉言拒绝，至今也没有下文。记者的一位朋友很富有，有房有车，平日里也出手阔绰。认识的时间长了，他也就开始向记者透露些内幕了。原来他来钱的路子，就是做赌场中介，但他对外一般说自己是建筑商。后来得知，他们做这种工作都承受着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不愿让外人，特别是熟人知道，更何况我是一个新闻记者。
公务员进赌场要被除名
在澳门，博彩业虽是合法的，但历届政府都有明文规定，公务员、未成年人、犯人不能进入赌场。此外，澳门还制定了很多相关法律，以约束当地人进入赌场。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对公务员参与赌博更有着严格的法律约束：公务员除大年初一至初三外，其它时间一律不准进赌场，违者开除公职。在一些公司、学校、企业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就连葡京等12家赌场也有明文规定，不允许赌场工作人员平时参与博彩活动，否则将予以除名。今年5月18日，总投资2.4亿美元的澳门第一家美式赌场———金沙娱乐场开业当天，为了能使特区政府的高官走进赌场出席开幕式，娱乐场高层特意设计了一个开幕式与开业互不相连的“两步走方案”，即高官参加的开幕式先举行，等开幕式结束，高官们离开后再开业。这样，既让高官能出席金沙的开幕式，又规避了公务员不能进赌场的法律约束，可谓煞费苦心。
应该说，对博彩业给社会生活造成的犯罪率、自杀率居高不下等负面影响，澳门人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体会更深切、更真实。博彩业自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扮演着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角色。如何在发展旅游博彩业的同时，规避和化解其不良影响，维护社会治安，当时不但成为特区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大多数澳门人从心底发出的呼唤。
看来，澳门社会为自身所营造的所有有形或无形的“绳索”，都出自澳门人既为保护生计又为洁身自好的本能需求。图片：
澳门赌场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环球时报》〔20040716 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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