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7月19日报道，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表现为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同步启动，即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还要完成从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在这一巨大变迁过程中，中国社会也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高风险社会。

　　如何应对“风险社会”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能否正确地及时地解决，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成功地实现社会转型，真正地实行现代化。

　　风险本质上是一种不确定性，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风险是收益的机会成本，只要有收益，就会有风险，经济学就是研究理性行为人如何以最小的风险实现最大的收益。如果不存在风险，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一切也就在人的掌握之中。这样看来，“风险社会”本身是一个伪问题。不过，“风险社会”提出还是有其积极意义，它预示着社会整体意义上的风险提高，是对风险质和量的一种规定。

　　那么，为什么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会出现“风险社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一般而言，人类社会的风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微观风险，或者称之为个体风险，这种风险的承担有明确的主体；一部分是宏观风险，或者称之为集体风险，这种风险的承担没有明确的主体，如社会风险。

　　传统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封闭性和迭代重复性社会，作为理性行动者的个体很难将风险转嫁给其他个体，每一个个体将利用自身资源和智慧减少微观风险，此外，整个社会存在严格控制体系。在这样的社会，“微观风险”很难转化成为一种“宏观风险”。即使“宏观风险”发生，也可以及时加以控制。

　　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开放性、匿名性和流动性社会，作为理性行动者的个体在很容易将风险转嫁给其他个体，每一个个体没有动力利用自身减少降低微观风险。此外，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旧有的控制体系已经打破，新的控制体系还没有建立。在这样的社会，“微观风险”很容易转化成为“宏观风险”，并且“宏观风险”本身控制能力较弱，一旦发生“宏观风险”，不仅不容易控制，反而会加速“微观风险”。“微观风险”和“宏观风险”相互加强，相互促进，必然会形成“风险社会”。

　　要改变这种格局，减少整个社会的微观风险和宏观风险，这就需要改革风险承担体制，打破风险“大锅饭”，形成风险与收益均衡的风险承担体制。

　　严格区分微观风险和宏观风险。通过改革风险承担体制，使得个人或者组织成为微观风险的承担者，避免风险转嫁。这样，个体就会权衡“微观风险”，利用自身资源降低“微观风险”。与此同时，政府作为公共风险的承担者，要明确将宏观风险作为其职责，而不能够过多地承担微观风险的职责。这样，政府就会权衡“宏观风险”，利用公共资源降低“宏观风险”。

　　应该建立宏观风险的分立和协调机制。宏观风险虽然是一种集体意义上的风险，但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正如公共物品存在层次性一样，宏观风险也存在不同的层次性。也要建立明确的责任追究机制。例如，在城市管理中，要明确区分条条和块块的风险管理责任，避免相互扯皮，相互推诿，从而加大“宏观风险”。在政府间关系中，要明确区分各个层级的政府间风险承担责任，既要避免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转移风险，同时也要避免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转移风险。

　　此外，各级政府还要建立科学的风险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应该包括风险预测、风险规划、风险处理、风险缓和以及风险恢复等各个环节。

　　李文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