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新京报》发表社论，建议从对使用童工者的罚款中拿出一部分来直接用于对这个童工的经济资助。

　　作者认为，“无论什么时候，政府都不宜成为违法行为的直接受益者，而对受害人进行补偿和救助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取之于童工用之于童工”的思路，既惩罚了使用童工的业户，又资助了童工上学。但是，却未必可行。

　　对有些政府部门而言，将罚款收入转贴童工，如果缺乏相关的保证措施的话，会造成他们执法积极性的降低，则罚款来源也少了，补贴童工也很可能因此落空。

　　对童工而言，我们不否认可能会有一些家长就此让孩子重返校园，但是，却不能忽略这样一种情况的存在：有些孩子不上学并非完全是因为上不起学，而是因为家长们的“读书无用论”造成的。在他们看来，与其上学考不上大学，还不如早挣钱来得划算。如果是遇上了这样的家长和童工，新制度只能会增加他们打工的积极性，甚至会对持类似想法的家长、儿童形成示范效应，从而走向了最终杜绝童工现象目标的对立面。

　　王希忠（山东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