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裕生

　　今年是欧洲最重要的启蒙哲学家康德逝世200周年。康德在哲学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抱负，甚至由于年轻时的贫穷，连娶一个女人为妻的想法都未曾有过。但是，他在哲学上却承担起了一个伟大的使命：不仅为知识奠定基础，而且为人类个体的尊严与权利奠定基础，从而为伦理学和法学（政治学）奠定基础。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围绕这一使命而展开的。

　　人类拥有诸如数学、物理学等各种知识，但这些知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呢？如果没有，它们就不能被称为知识。那么，这种普遍必然性来自何方呢？追问这个问题就是追问使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的根据，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为知识奠定基础。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问题。在康德之前，以培根、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试图从经验出发寻找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他们以归纳逻辑或以心理联想来说明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是，归纳逻辑总是以这样一条规则为前提的：从被经验到的部分事物跨越到同一类未被经验到的所有事物。但是，归纳逻辑本身无法对这条规则作出说明。这就是说，归纳逻辑本身的根据还是个问题。所以，休谟转而从心理联想来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寻找根据：来自经验的知识之所以具有普遍必然性，是因为经验现象及其联系的一再重现，使心理重复进行联想，从而形成了一种联想习惯。但是，任何习惯只具有主观有效性，而没有客观有效性，因而不具有客观普遍性。更为严重的是，正如人的一切习惯一样，心理联想的习惯完全可能发生变化，而这就意味着把普遍必然性建立在联想习惯基础上的科学知识将随着这种习惯的变化而瓦解。

　　归纳逻辑和心理联想的失败表明，我们既不能从感性经验中找到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也不可能从知识的对象那里寻求这一根据。因为任何知识的对象都必定是能在经验中给予我们的对象，但能在经验中给予我们的对象总是有限的，而非全体的。这促使康德进行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不再从对象，而是转而从人的超验存在中寻求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据，这就是由超验主体本身提供的一种特殊知识，即“先验综合知识”。由于这种知识是综合的，因而必定关联到通过感性经验给予我们的对象；由于这种知识是先于经验的，因而它又必定是在对象通过经验给予我们之前就已关联到对象。因此，这种先验综合知识对所有经验对象都具有普遍必然性，并且是使一切经验知识成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全部根据。

　　从而，一切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问题，也即一切知识之基础的问题，在康德这里就成了“先验综合知识是如何可能的”这样一个问题。《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主要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的。简单说，这类先验综合知识的核心就是一系列纯粹知性概念，即12个先验范畴。它们是由人类的知性（给出规则的一种理性能力）通过对感性提供出来的先验杂多（也即把时空形式显现为诸部分的纯粹直观）的纯粹综合而给出来的。由于它们来自知性，而不是主观的心理联想，因此，具有普遍必然性：对所有主体来说不仅是共同的，而且是非如此不可的；同时由于它们包含着对感性的纯粹直观的综合，所以，它们能够关联到、也必定关联到由经验直观给予的对象———因为经验直观只有以纯粹直观为基础才是可能的，因此，对一切经验直观给予的对象，先验综合知识具有使它们“只能这样存在，而不可能是别样存在”这种普遍必然性。也就是说，先验综合知识首先构成了在经验直观中的一切对象的存在方式，是它们成为一切具体科学知识的对象的前提，从而是一切科学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前提。

　　但是，由于先验综合知识是由知性这种理性能力通过对纯粹时空直观的综合而产生的，因此，这种先验综合知识也只对能在感性时空中给予我们的对象是普遍有效的，因而只能被运用于感性时空中出现的事物。这意味着，以先验综合知识为基础的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也只能是关于能在感性时空中存在或显现的事物的知识。因此，作为有限理性的存在者，我们不可能拥有关于感性时空之外的事物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为知识奠定基础的工作，同时也是给知识和理性划定界限的工作。所以，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里说：“我要终止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下位置。”实际上，康德限制知识不仅为信仰留下了位置，同时也为人的自在—自由留下了位置。因为作为理性存在者，人本身并非仅是他在感性时空中显现的那样子，否则，人就是完全透明的，处在可由知识彻底把握的必然性链条当中；人在本质上恰恰存在于不可在感性时空中显现的理性当中，因而不可被任何知识把握为在某种必然性链条中的存在。就其在理性当中才得以维持自己的本质而言，人守护在理性当中，也就是守护在自己的位置上而自在地存在；而就这种自在的存在不在知识所把握的必然性链条当中而言，人的自在存在也就是他的自由存在。因此，当康德完成了为知识奠基的工作，从而把知识限制在经验领域时，他也就为人的自在—自由的存在赢得了位置。在这个意义上，为知识奠定基础，同时也是为人的自由辩护。

　　更进一步，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通过讨论“自由是如何使一切道德法则成为可能的”，来确认和论证人的自由的绝对性与确实性。人类拥有道德法则，但是，这些道德法则是如何可能的呢？它们的根据是什么？是人的自由理性。如果人没有自由，那么，一切道德法则以及一切法律都将瓦解而变得毫无意义。道德法则的存在及其客观有效性则反证了自由的绝对性与确实性。实际上，自由问题是康德哲学最核心的问题。

　　《人民日报》 (2004年07月23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