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宏伟

　　面对“你喜欢读什么样的文章”这个问题，人们的回答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因为不同的人对好文章有不同的衡量标准。而我以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能否把有根据与有新意统一起来。也就是说，那些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而又新意迭出，能够增长见识、启迪思想的文章，总是令人喜欢的。人人笔下所无，人人意中所有；秋水文章不染尘，是这类文章的高境界。相反，也有些文章有根据的内容而了无新意，有新意的内容又没有根据。很少有人会愿意在这样的文章上浪费时间。

　　观点陈旧、人云亦云固然不可取，不肯作深入的研究思考而好发惊世之语也不是科学的态度。而后者还往往以敢于创新而自夸，殊不知这是对创新的极大曲解。在人类知识的系统性和积累量都已达到相当程度的今天，创新必定要建立在对相关知识深入了解和透彻把握的基础上，必定要在相关领域下相当的苦功夫。而且，在学术研究中，所知越多，思想和下笔时所受的约束就越多。在众多约束下表达出来的有新意的思想观点，应当是有根据的，顺理成章的，而不应是怪诞不经的。没有新意，谈不上创新；没有根据，也不叫创新。创新就是有根据与有新意辩证统一的过程。

　　有根据与有新意，变与不变，是一种态度，一种智慧，一种能力，更是一条需透彻把握的原则。作文如此，做人、做事亦然。

　　先说做人。人所处的环境是经常变动的，实践活动是逐步展开的，认识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今天的我不同于昨天的我是自然的。但是，无论认识怎样变化，处境怎样不同，做人的基本原则应该始终如一。变与不变之间，体现着人的品格，决定着人的价值。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颇受争议，盖缘于其思想的多变。他早年热心介绍西学，晚年竭力复兴儒家学说，倡导东方价值观；一度依靠袁世凯搞宪政，后又反对袁称帝，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先是追随康有为，后又背叛师说，标新立异……思想反复似无出其右者。然而，解读他的文章和行为，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有一根爱国的红线贯穿其间。这就是他思想屡变的根据。有了这个根据，人们可以不赞同他的主张，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求新求变、不懈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思想家。

　　再说做事。人生一世，都想成就一番事业；为官一任，总想干出点名堂。在知识积累空前丰富，经济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时代，有没有做好理论准备，能不能活学活用理论，对于干事创业越来越重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哪些因素最重要，重点应该抓什么？从经济理论上看，威廉·配第强调土地，大卫·李嘉图强调劳动，亚当·斯密强调分工，熊彼特强调生产技术和方法的创新，泰罗强调管理，托夫勒强调信息，罗马俱乐部强调环境，马克斯·韦伯强调文化，科斯强调产权……该听谁的呢？这岂不是掌握的理论越多越困惑？解决困惑的钥匙就是把理论的根据与工作的新意有机统一起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灵活运用理论。具体说，这些理论都有其科学性，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是搞好经济工作的根据，它们所强调的因素都应给予重视；但同时，又须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发展阶段的不同，分析和找出那些发展相对滞后、从而阻碍着其他因素正常发挥作用的因素。这样的因素就是此时此地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加快发展需要着重抓好的因素。这个过程就是对理论加以创造性运用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可见，做事同样离不开对有根据与有新意之道的领悟和把握。

　　《人民日报》 (2004年07月23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