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跟宋渤第一次照面,他就送给我这份见面礼。是在《山花》杂志社和省作协召开的一次文学创作会上,我下楼,他上楼;楼梯拐角处,两个人不约而同停下来,似乎都在给对方让路,他望着我,很有把握地说,您是八五厂的!我点下头。他说,我是七冶的,我俩是邻居。七冶是八五厂的施工单位,全称叫第七冶金建设公司,两家比邻而居,自然是邻居了。但是,不久以后,我才明白,宋渤说的邻居,还不光指两家单位而言。宋渤说的河,是我所在工厂冶炼车间面前的一条小河;河对面有荒山有农田有农家的小院,河这一面,穿过冶炼车间一道用炉渣筑起来的围墙,便是七冶一些公司的驻地和家属职工居住的工棚。工棚是极简陋的,建筑材料五花八门,墙体有用石头有用炉渣砌的,也有用木板钉的,宋渤和他的家人就曾住在这样的一间工棚里。我呢,住在冶炼车间后面一座小山上的平房。君住小河头,我住小河尾;虽然都在河边小路上行走,近在咫尺;假如不是那次创作会,也许就会失之交臂。

　　宋渤只是他的笔名,专用来写文章发表作品的。他本名宋立福,祖籍山东,生在辽宁;在鞍山冶金技术学校读书的时候,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作,那是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毕业后分在七冶当工人,因为能写,很快就提干调进机关。60年代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贵州。

　　我认识他时,已经是80年代了,在七冶遵义指挥部做党委副书记。他比我年长,我就叫他老宋,从刚认识一直叫到今天。五十个春秋,寒来暑往,这期间,不管文坛怎样折腾,是热,是冷,他始终在写。

　　宋渤的创作大多取材于民间,有的生活素材,直接就来源于他十分熟悉的建筑行业。八十年代初期,他的小说《心债》引起了文坛关注,《山花》发表不久,《小说选刊》随即转发。据他告诉我说,引起他写这篇小说的灵感,就是我们厂一座闲置的高炉。高炉建于六十年代,花了几百万元;建成后就摆在那里,工人们在里面养鸡养兔,麻雀在高高的烟囱上做窝。这种事,在中国工业建设中比比皆是;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谁也不追究,谁也不自责,谁也不痛心。宋渤没有平面地照相似的反映这个问题,他通过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当年批准这个项目的老干部————鲍司长,让他亲临现场进行反省,从而发现自己良心上欠下的债务。这样一种来自个体的忏悔意识,不仅在当时的文学作品就是在今天的创作中也不多见。

　　宋渤的创作动机和创作路子是传统的,这从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就可以看出来;他始终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子,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社会变革的种种试验,关心着底层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宋渤是个守旧的没有创新意识的人。恰恰相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饱含着他对文学的思考和艺术创新的尝试。

　　进入九十年代,宋渤把主要精力集中到长篇小说创作上。他推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坎坷人生路》表明了他极想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个突破,他把文学的虚构性和纪实性揉在一起,以局部写实比如真实的地名风物作背景衬托人物的心路历程,力求增加人物的真实性和故事的可信度,由此来唤起读者的阅读热情。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写作群阅读群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取向,阅读目的,包括对小说的欣赏口味已是今非昔比,很多人失去了阅读的耐心。宋渤注意到了这一点。

　　文学从早期短暂的轰动暴热日渐回归,归于平淡,读书和写作再不像八十年代那么热门那么激情。文联一些官们不读书,获得专业作家头衔的一些作家不再写作,都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社会在发展啊,读书的大有人在!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畅销书滚滚而来。宋渤想把他的小说弄成畅销书,这一点,他不避讳,我也鼓励。能够把严肃文学那种深切的人文关怀跟通俗小说的故事性可读性结合起来,争取更多读者,不是一桩很有意思的事吗!

　　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疑案与人生》就带着这种探索性,是在晚报上连载的。《疑案与人生》,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宋渤的用心,他在极力营造小说的看点争取读者的眼球。这便是所谓畅销书运作者们通常的策划,那是好几个人,一个工作班子叫工作室或者什么公司,许多人伙在一起来完成的。宋渤是孤军奋战,没人帮他;他像一个孤独的夜行者,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既要注意脚下的路,走稳了,别摔下去,弄得粉身碎骨;又要走出去,达到一个跟社会对话跟读者交流的平台。

　　《疑案与人生》当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严肃小说,它没有那种刻意追求的意境,也没有什么艰深奥妙的哲理思辨。但是,它毕竟出自一个严肃作家之手;宋渤在营造悬念迭起,案中有案的故事氛围的同时,并没有满足于一般通俗小说对于故事的铺叙;他仍然在塑造人物,通过这些典型人物的人生际遇,折射出当代社会处于历史巨变时期的五光十色,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疑案与人生》在当时的读者中确实引起了反响。

　　老宋继续探索,没多久,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我歌我泣》写出来了,三十多万字,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我歌我泣!这是一部悲愤之作,老宋特意加了一个副标题“一个下台市长的自白”,笔锋所向,直指当时的社会热点,老百姓最深恶痛绝的腐败。

　　书写出来了,是要有地方出版或发表的,否则写作就难于为继。

　　可怜的作家宋渤就像今天大学毕业的学士硕士们求职一样,认真地准备了一封自荐信,投寄到他认为可以接纳自己的出版社。老宋又是幸运的,位于山西太原的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很快给予回复,让把稿子寄去看看。几道关审完,决定出版,而且作为他们精心策划的“大槐树丛书”推出。

　　《我歌我泣》的出版给了宋渤极大鼓励,这可是北岳文艺出版社贴着本儿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作家出的书!老宋的写作进入了又一轮高潮,此刻他已年近花甲,从十六岁算起,业已写了四十多年,可他像不知疲倦似的,夜以继日,越写劲头越足。当本世纪第二抹阳光到来时,宋渤的第四部长篇《车坠安江》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

　　仍然是北岳文艺出版社掏钱,还付给稿费,这部小说33万9千字,每千字3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实际到手不足1万元。

　　长篇小说的创作是一桩十分艰苦寂寞而又枯燥的事情,倘若用金钱来计量的话,作家的付出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宋渤送给我的这本书的扉页上,他写有如下一段话:“或许文学将被商潮欲潮淹没,但思想不会;思想的火花冷却后,就是凝固的史记……”。

　　宋渤这部小说讲述的仍然是身边的事,是企业的故事,反映的还是社会关注的腐败问题。不过,跟一段时间里大量涌现出来的反腐题材的作品又不一样,那些作品里搞腐败的角色级别一个比一个高,你写市长,他就写副省长省长,有的还暗示着有更大后头,似乎这样才是深度才是精彩。《车坠安江》里搞腐败的主角不过是地方上一建筑公司的经理,但是宋渤反腐败的笔触确实力透纸背。

　　这话怎么讲呢?宋渤塑造的这个腐败形象曲果,深深懂得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好多东西都会成为资源。对做官的人来说,官位即是一种很好的资源,运作得好,就是财源。施工员出身的曲果在政府机关混到四十五岁,还只是一个县级市物价局副科级副局长,这个岗位已经混到尽头,资源也挖得差不多了。于是他处心积虑想换个地方,杀回马枪回建筑公司当一把手;这是既方便又名利双收的事情,建筑公司属县团级企业,当上一把手就等于连升三级。到了公司他做的是表面文章,电视有影广播有声报纸有名,目的是升官,把县团级升格为地厅级,为此他不惜重金贿赂上级,比如企业出钱请领导出国考察比如把美元送到你手上让你先拿着,说是花不出去再还给我。后来政府终止了企业升格的做法,曲果的腐败并没有因此收手,他把公司资金转出去给老婆搞房地产,把好的有效益的工程交给自己亲信从中获益最大头;国有资产就这样化为己有,这一切都打着改革的旗子以改革的名义进行。

　　宋渤之所以为宋渤,我想,其根也许就在这里。

　　倘若宋渤不是心中有那么多话要说,倘若他不是那么真诚地关注着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倘若他不再关心我们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职工还有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仅凭那一千字30元的稿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坚守在这长篇小说的创作园地里的。

　　去年的11月,宋渤打电话告诉我,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申请批下来了。接着他说:“我申请了五年,今天批准了,我也退休了!”

　　但是,老宋还在写,一点看不出退休的样子。他的第五部长篇小说《我的市长生涯》目前正在《遵义晚报》连载。

　　作者：　来源：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