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市新洲区区委、区政府联合下发文件，决定组织动员全区财政供给人员和有关单位到指定金融机构存款，以支持该区食用菌产业的发展。

　　据悉，这项存款涉及当地2万余人。按文件要求，这些人将依照行政级别高低，分别拿出1千到6千元不等的现金，在规定期限内存入指定的银行，一经存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限期内提前支取。

　　在当地，此举被称之为“支农储蓄”。然而，既然是储蓄，我们都知道，无论是那一种储蓄方式，其本意都离不开积聚闲财、以备需用。存款自愿，取款自由，更是整个储蓄活动中当事各方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对储蓄的参与对象、时间期限、存款地点设置人为的限制，并且在数额上也有必须保证的强制标准，如此霸王条款，也只有在诸如此类的“红头文件”中出现，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不会霸道到这等地步。显然，这个所谓的“支农储蓄”已完全背离了储蓄的本意，实则就是以政府的名义强行摊派，是长官意志下的变相集资，只不过在这儿换了种说法而已。

　　事实也正是这样。有媒体报道，由于该文件涉及的财政供给人员近一半隶属于教育系统，这对于那些靠微薄薪水养家糊口的教师来说，无疑是额外加重了经济负担。当地一位乡村教师就抱怨道：“我也很想支持区里的工作，可每月只有那么几百元的工资，有多少结余呢？”既然如此，能不能来个“抗旨不遵”，拒交？也不行。一位当地干部介绍，她的存款由主管部门垫付，然后直接从工资中口扣除。也就是说，交不交这笔钱已由不得你了，除非你自炒鱿鱼，放弃这份皇粮，卷铺盖走人！

　　也许，新洲区出台这个“红头文件”，其初衷是要借此推动地方经济，为老百姓办点实事。但政府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要真正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不能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不得将经济发展与群众利益对立起来。尤其是在具体事务中，政府首先要明确自己的功能定位，不能事无巨细大包大揽，靠发号施令去开展工作。其次，即便政策法规允许，政府可以出面向民间筹资，也应该事先明确借贷关系。在这层关系中，政府所扮演的不是管理者，更不是领导者，而只能是债务人的角色。也就是说，政府在筹资前，要向群众充分说明筹资的风险利弊，要让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的钱投出去，政府不仅负有偿还债务的义务，而且也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使他们在经济条件允许、又不违背主观意愿的前提下，加入到债权人的行列中来。如果连这个关系都理不顺，或者仍然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凭借“红头文件”搞行政命令那一套，也许能让治下的百姓违心顺从，能奏一时之效，但会不会节外生枝、产生不良后果姑且不论，至少可以说明，这个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权大于法”的“人治”年代。

　　何况，现在大力提倡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手里的钱，就是他们神圣不容侵犯的私有财产，如何处置，怎样花销，完全是他们自己的私事，是自己的权力。任何人，都无权支配别人的钱包，即便是以“红头文件”的名义，也不能例外。(稿源：红网)(作者：梅广)(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