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王永刚

　　尽管诸多知识“贬值”的新闻已经使我们麻木和见怪不怪，但是当“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现实版本再次“鲜活”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时，我们仍为之感到震颤和悲哀。当导弹工程师陈星羽失业街头，每天赚20元的擦鞋钱时，我们是继续保持冷漠的哑然姿态，还是沿如以往，依靠舆论的推波助澜，将陈星羽纳入一个被无奈地打开的制度“缺口”，从而上演一场令人无法高兴起来的“人才秀”？

　　陈星羽被“制度”撞了一下腰，而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的经历与北大才子陆步轩街头卖肉如出一辙。当他们站在街头，做着与自己的教育背景和知识储备存在巨大落差的工作之际，“制度”层面上的对知识和学问的“排挤”与“歧视”，在客观上凸然而显。

　　能够预料到的是，陈星羽也将和陆步轩一样，无意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而“一夜成名”；同样能够预料到的是，一场围绕他的“人才秀”也将轰轰烈烈地展开。

　　从陈陆的遭遇，我们看到了制度对待人才的“变脸”性质。对陆的已经接纳，和对陈的即将接纳，都是事后的一种“补救”。对这种“补救”，我们没有必要给予一种追星般的欢呼和掌声，因为这样的“补救”，不是制度的制定者反思如何正确对待人才后的自觉行为，而是“面子工程”的一个后续。这个“后续”可能场面很大，气氛甚烈，但是，我觉得它已经隐然有了“娱乐”的倾向，陆步轩从“卖肉”到“坐机关”，其间所弥漫的轰动效应，不是已经让我们看到“娱乐”跃然而起的爆发力了吗？我不反对事后对陈陆们搞一次“人才秀”，毕竟，它还在一定的程度上营造了尊重人才和知识的客观气氛，关键是在“秀”之后，我们应该认真和真诚地反思，我们人才制度的缺失到底在哪里。

　　《江南时报》 (2004年07月25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