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周士君

　　甘肃康乐县农民马努亥在寻找其被拐卖的儿子时被警方带走，并以其尿检呈阳性对其宣布采取强制戒毒6个月。马努亥家人提供的证据和记者的调查均表明，马努亥在被警方采取强戒措施前，从没有吸毒前科。而警方之所以草草给其“定性”，就是为完成强制戒毒的人头数。据悉，上级部门今年下达给广河县警方的任务是：缴获毒品4公斤、强制戒毒286人，劳教39人，破案34起。广河县警方又将此任务数层层分解到各派出所和民警头上。于是，就有了从不吸毒的马努亥被强行拉走去戒毒的荒唐一幕。（据7月24日《江南时报》报道）

　　那么，年内强制戒毒286人等任务数，按说都是些尚未发生的未知数，而警方何以会“未卜先知”？说白了，还是“执法指标”在作怪。

　　警方办案，毕竟不同于工人在流水线上制造产品，因为若强行定下“执法指标”，势必会发生类似于拉从不吸毒的马努亥去强制戒毒的闹剧，而且如此“执法指标”，还将成为滋生执法犯法事端的一种“原罪”。大凡“执法指标”，都会表现出一种“未卜先知”的独特属性，即按照警察人数进行均衡摊派，以核定每个人完成执法任务的数量指标，而管理层制定这些指标的参照体系或“科学依据”，也无非是以以往年度发生的案件数量为“基数”，然后再乘以人为的增长幅度或比例获得。然而，事实上案件的增长或减少，并不会依照警方这一“未卜先知”的比例乖乖地按其预期进行，故而那些“执法指标”所核定的执法任务就很难跟客观事实相吻合。可要完成上级核定的执法任务，保证自己的屁股不挨打，基层的警员也就只好拉些守法的公民来充数或“填憨”，至于其固有的法定权利，恐怕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再者，类似“未卜先知”的“执法指标”，往往弥漫着浓厚的游戏色彩和人治氛围，这是因为警方年初核定的所谓执法任务，往往并非来自于科学的权衡和度量，更非源自任何法律权威的授权，而是源自一种被政绩癖或功利欲冲昏了头脑的武断命令或长官意志。这种“未卜先知”的“执法指标”所暴露出的游戏心态，显然已使法律沦为执法者的一种个性需求的工具。而把“执法指标”的完成情况与执法者奖金福利挂钩的情形，还意味着“办案”越多，执法者个体的福利才能更丰厚。而对于那些下达任务的上级部门而言，这种“未卜先知”的任务核定，也是确保其自身政绩突出的一种制度设计。在如此糟糕的执法模式里，执法者的清廉和公正也就越发地难以期待了。

　　《江南时报》 (2004年07月25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