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深圳某些商家要求银行降低刷卡手续费，引发了一场“刷卡风波”。商家要求降低费率，否则就直接或间接地拒绝刷卡；银行则以建立刷卡系统的成本和国际惯例为由拒绝降价，更以消费者失去刷卡权利为“人质”，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这场风波已经演变为整个商业系统和银行系统的争拗：中国商业联合会直接出面为商家撑腰，而银联系统则代表整个银行业的利益寸步不让。不过，迄今为止，有关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出面干预，只是呼吁银商双方以大局和消费者的利益为重，尽快解决争议。

　　政府的态度是明智和理性的，它表明我国市场机制的作用正在不断提升，也表明政府正确把握了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和责任。此次刷卡风波，实质上是市场经济中常见的讨价还价过程，是交易的冲突和阻滞。这种冲突表明市场交易不是没有成本的，有时候成本还很大，但只要有关法规和规则完善，市场自身最终会解决矛盾———从冲突恢复到均衡。市场均衡一旦恢复，将是一种可持续的稳定均衡。而如果政府强行介入，虽然很快就能平息冲突，但所造成的激励扭曲和权利配置失当，将大于平息冲突的收益。而且，这种政府强行制造的均衡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的均衡，迟早还会产生新的冲突。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信用卡制度是一种制度创新，因而肯定会为有关主体———银行、商家、消费者———带来创新收益。但在这一创新中获益最多的是创新的发动者银行，它通过信用卡获得额外储蓄，创造大量的消费信贷需求，还从商家的刷卡费甚至从持卡人的年费中获利。当然，为了制度的实施，它将一部分利益，即因使用信用卡而带来的额外销售收益的一部分，让渡给了商业企业。至于消费者，则免去了携带大额现金的不便和风险，可随时享受消费信贷的便利。银行卡制度当然也有成本，诸如系统建立和维护的费用，巨额应收款造成的潜在风险，消费者因信用消费而额外付出的利息，消费更随意产生的消费行为收益的降低等。但无论如何，既然信用卡制度得以普及，就说明它所创造的收益大于成本，而且是一种帕累托式的福利改进。

　　问题是，这种改进是有条件的，即它应当是市场交易的当事人自主理性选择的结果。从宏观上说，采用这一制度的利益无可怀疑，但微观上总是要到各种条件和环境成熟以后，这一制度才能带来帕累托式的福利改进。否则，勉强推行，结果难免不佳。由此看来，如果推行银行卡的条件已经具备，创造的收益大于成本，银行、商家和消费者都可以从它的使用中获益，他们总可以通过谈判找到一个合适的利益分配方式和成本负担比例。这一市场交易过程可以是面对面谈判，也可以通过市场行为，甚至用脚投票（如罢用银行卡、退卡等）来进行。也就是说，如果商家通过接受银行卡结账所获得的利益大于它付给银行的刷卡费，它自然会乐于接受刷卡，否则就会拒绝刷卡；如果银行通过发卡和用卡获得的利益大于建立相应系统的成本，银行就有动力建立和推广该系统，否则银行也会动力不足；如果消费者认为银行卡所带来的便利足以抵补为此付出的消费溢价，消费者就会愿意负担一部分制度创新成本，否则消费者自然会选择现金付账。所以，只要让市场交易进行下去，总可以获得一个现有条件下的“市场解”。

　　当然，这个“市场解”并不一定是共赢的格局，也可能是多方共输：谁也不愿意负担制度创新的成本，以至于银行卡的普及过程停滞甚至倒退。但是，无论如何市场都是赢家，市场制度都是胜利者。停滞或倒退带来的不便与损失（包括有形和无形的损失）恰恰是经济主体激励结构和利益权衡改变的基础，并为它们未来选择合作创造了条件。不过，市场不是万能的，在通过市场解决刷卡风波的过程中，有两点应该格外注意：其一，消费者和商家都处于分散和竞争状态，而银行是垄断者，它可能以卡特尔形式形成垄断出价，或者对商家各个击破；其二，当一种制度建立之初未达到一定规模时，其收益可能不足以抵补该制度的固定成本。理性的银行和商家自会认识到这一点。

　　《人民日报》 (2004年07月26日 第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