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读过几本书的人，都知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是俄罗斯著名作家托尔斯泰说的，国人多当作富有哲理的名言。我以为，这不过是文学家的一时感慨。若真信了托尔斯泰，断言幸福都是相似的，则大谬！

　　《深圳商报》前不久有一组专题报道———“天才少年为何多出临川”。临川，是江西省一个的小县城。历史上人才辈出，最著名的有王安石、曾巩、汤显祖。1982年以来，临川为全国大学少年班输送学生200多名，每年有几十人考上清华、北大。这等成绩足以傲人，那里的尊师重教也让人钦佩。从教临川应当是幸福的吧？然而，记者用自己的“标准”一打量，却认为算不得幸福。文中特意写道：当地的一名官员说到坚守山村的小学教师时，“言语哽咽”。记者专门问：这些小学老师月工资多少？答：“所有收入加起来不到700元。”

　　若只同深圳教师的工资比，别说“哽咽”，抱头痛哭也不奇怪。问题是，月收入700元的临川教师，就肯定不幸福吗？且不论同样的货币在各地的实际购买力差别巨大，仅就人们的“幸福感”而言，也非货币收入而能定出高下强弱的。货币收入，当然是生活水准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单用货币收入高低，来衡量某地或某类人群是否“幸福”，或是否达到了什么“化”，则同前几年大家只用GDP判断经济发展成果一样，未必全面，更未必靠得住。

　　举两个有点极端的例子，以证明此论并非“一时兴起”。

　　这几天，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做了一期“延安精神”专题。表演艺术家于蓝说，她17岁到延安，睡地铺，吃小米饭。而这位原来的富家小姐，给哥哥写的第一封信中就说，延安是最艰苦的地方，延安是最快乐的地方，谁都愿意到最快乐的地方去。她说，“到了延安，好像忘了哭的事，老是咧着嘴笑，老是高兴”。换言之，她幸福；与那时的富人比，是各有各的幸福。

　　8年前，到山区采访，当地政府为了让深山里的人过上自己心目中的“幸福生活”，组织山民大搬迁，在山下为他们建了房子分了田。第二年，相当数量山民逃出新房，回到山上。他们说，种水稻太辛苦，不如在山上好。好心没得到好报的官员说，山民就是懒，怕劳动。我很不以为然：只是你认为是幸福那些东西，人家山民不买账而已。为何不允许大家各找各的幸福呢？

　　我不是精神万能论者，更不欣赏自我安慰的阿Q们。我同大家一样，看到了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高收入和低收入日益扩大的经济收入差别的危害性。但是，我不赞同对差别的过分渲染，不赞同将这种差别妖魔化，不赞同用一把尺子即“金钱”的“绝对数”，来量度人们的生活质量，进而由此猜度人们的生活感受。一旦“金钱”成了生活质量的惟一指标，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其“幸福感”都会大打折扣，更不消说对社会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了。

　　去年，有友人在德国目睹了记者采访圣诞节。一富翁为爱妻购得钻戒，喜不自禁；一单身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超市购买廉价礼品，同样喜笑颜开，且妙语连珠。友人感叹，要是在咱中国，那单身母亲早就被记者问得痛不欲生了！

　　友人问，为什么德国的富人穷人生活得都那么阳光，而我们的富人穷人都满腹怨气？问得好！

　　作者:张家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