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琦　专栏

　　不久前，昆明发生一起令人发指的凌辱农民工事件：官渡区鸣泉村5名护村队员将在一家私企当保安的包继友、杨海生二人打伤后，又将其押到村老年活动中心，进一步毒打，包继友被打昏后大便失禁，护村队员竟强迫他吃掉自己的大便……事后，包、杨二人表示“要告到底”。可数天后，5名打人的护村队员凑出4万元作为“精神赔偿”，此前态度强硬的包继友最终妥协，在“私了协议”上签了字。

　　如此恶劣的事件，为什么“私了”了？包、杨二人的雇主陈柳明说：“我们还要与鸣泉村长期合作下去，不希望闹得太大。”而当地派出所虽称“如果他们不同意私了，我们完全可以依照法律对几个护村队员采取强制措施，并且帮助他们提起诉讼”，但基于包、杨二人有顾虑，“工作做不下去了”。言下之意是，已经认可了双方的“私了”。

　　这个案件能不能私了？笔者认为，5名护村队员暴打农民工，并将其私自关押，动用私刑，其行为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已经触犯了刑法，情节恶劣，不能私了。私了的范围仅限于民事纠纷和不告不理的轻微刑事犯罪。

　　一方是处于优势的本地人，一方是外来的打工农民，如果伤人者掏点钱就可以打发受害人，逃过其应负的刑事责任，那么公平和正义将成为一种奢侈品。在本案中，双方固然可以就民事部分进行私了，但私了的方案必须公平公正，而公安机关更不应以双方已经“私了”为由放弃追究另一方的刑事责任，因为5名护村队员的行为所侵害的不仅仅是包、杨二人的人身和人格权益，还侵害了社会公共秩序，必须由国家强制力出面惩罚和矫正。而承认“私了”，放纵这一行为，等于是从客观上纵容侵害人权的犯罪行为，等于是放弃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罚相适应”、“违法必究”等基本的法律原则。不难想象，当“有钱”就可以买通法律的时候，基本和普遍的社会正义将面临丧失，支撑社会存续发展的健康架构将面临坍塌。

　　笔者认为，现实中，“私了”的案件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以至于不该私了的也私了。有关媒体曾在山东调研发现，当前农村犯罪私了现象正愈演愈烈，占农村犯罪案件的25％以上，这种超出法定范围的违法私了必须得到遏止。笔者赞成西南政法大学张绍延教授的观点：私了的成熟应该在后法治时代。在尚在进行法治建设的中国，“私了”还需慎重。（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