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观察

　　“文学是慢的历史”是我很认同的一个命题，它出自于《于坚谢有顺对话录》一书，在这种慢的历史中，有些基本事物是亘古不变的；只是，生命是短促的，所以大多数国人都会有一种急慌慌的表情，做什么事都想抢个先，毕竟“下辈子”是一个靠不住的飘渺概念，“这辈子”享尽荣华富贵才是迫切的。急慌慌构成了当下国人文化表情的一部分(用社会名词来讲就是急功近利)，淡定与优雅被浮躁打得魂飞魄散，它们正在变成一个典型的中国历史名词。

　　这个月《花城》与《收获》的脸上也有这种急慌慌的表情，李傻傻(蒲荔子)等不及了，他的追随者早就闹翻天了，再不让他暴得大名怕要出事，这一期《花城》头条登载了李傻傻的《红×》，并附上对李傻傻的专访——《网络时代的自然之子》，花城七月举动意味“80后”的李傻傻正式登上文学的高地，连春树、郭敬明们也黯然失色。我曾称《红×》为青春情欲的逃亡之旅，题目相当有寓言，红√与红×，是一对矛盾概念与行为，象征意义在于赞许与否定，象征个体成长的既定方圆与规矩，跨出了红√，那么个体行为将被×掉被规训甚至被开除。但是，铺天盖地的“文学赞美”也无法掩饰这位文坛新贵的文字舞步之凌乱，正因为费老说“做人要厚道”，所以我才对他的文字以及他想像中的青春主题表达了质疑而不是一味地吹捧，正如王小山同学惋惜刀郎“这孩子算是给毁了”一样，我也有些为李傻傻感到可惜，我担心他成为商业运作工厂的螺丝钉，但还是希望“《红×》是一个好作家的起点”。至于余秋雨大叔也是个急躁的人，除了在《收获》(2004年第4期)登载了他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第一、二卷)之外，还在《南方周末》(2004年7月22日)文化叠头版位置对媒体提出了七大质询，极力为他自己辩护，持续如此之久的笔墨口水战在当代确属罕见，可以预料得到的是，余老的书仍然会热卖，对骂声同样也会不绝于耳，这种双效后果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呀。

　　正因为文学是慢的历史，所以读者没必要轻易就被这热点那焦点所迷惑，还是关注一下那些不张扬的作品吧，它们有可能沉淀下来，静静发光。像须一瓜笔下那些令人绝望的情感，像冯骥才的田野档案《榆次后沟村采样考察记》(《收获》2004年第4期)，还有那个写了《上塘书》的孙惠芬又推出她的新作《狗皮袖筒》(《山花》2004年第7期)，作家们笔下的种种记忆，都可能长驻人们内心，并生根发芽。凌越的《窗前》、桥的《摇滚的水面》(《诗选刊》2004年第7期)都不失为诗中佳品；张洁在《作家杂志》(2004年第7期)发表《我们这个时代肝肠寸断的表情》，表达了她内心的焦虑。在文坛推新人如同歌坛推新人般热闹之际，要找回缓慢的感觉，真是难上加难。

　　而文化则是一个更广的空间。《山花》(2004年第7期)刊载了瞿孜文的文章《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农民形象》，从“作为现实的表征”、“被遮蔽的关系”入手，分析了当代艺术中的农民形象，分析了他们的真实处境，行文立意与起点很高。当赵本山每年在春节晚会上以“农民形象”娱乐大众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正是在这种轰然大笑中，农民不自觉成了被嘲笑的弱势群体，即使创作者出于一番好意，但最终它伤害的是农民群体的自尊。打开电视机，有哪些节目是为农民群体度身定做的？看看那些城里出的教科书，有哪些是为农民孩子们编订的？看那些“80后”的红人写手们，有哪个是农村“80后”的代言人？如果长期歪曲农民的文化形象、漠视他们的文化需求，城乡的裂痕将越来越深，它将成为中国社会最痛的痛。我更感兴趣的是，谁从文化上来真正关怀和体贴这些弱势群体？

　　每次我书写文化现状的时候，总有一种“甜蜜的悲哀”的情绪，一方面内心折服于中国传统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又会叹息今人的无暇珍惜，怎奈我们需要追赶的东西太多太多，我们的国家落后得太久太久，我能理解那种急切而又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这一期《中国国家地理》为中国最美的地方划了个圈，摄影师们的摄影头追随着大香格里拉的人与事、物与景，视角独到、惟美。我想到的是，对于人类来讲，也许野外探险是对自身极限的挑战，但是对于那些不想为世人打扰的仙境也许就意味着灾难和噩梦的开始，中国最美的地方将来会不会严重缩水？旅游正威胁着我们的环境，但环保真的只是富人们的游戏吗？我一直对这个命题心存怀疑。

　　在本月的期刊观察与期刊推介中，我想表达的重点是，尽量避免与最当红正虚火上升的热点“相逢于狭路、肉搏于窄巷”，而尽可能地关注弱势群体——农民、被妖魔化的马加爵、民间语文、同性之爱这些生活在暗处的人与事，与此同时，如何学会与环境和平相处，也是一种文化境界与修养。

　　胡传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