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市场经济应取道于“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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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6日09:55 贵州日报 |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西北大学教授、广州外语外贸等5院校的兼职教授;中国能源研究会前副理事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组专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 代表作:《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寻求社会致富之道》。 访谈背景:2004年7月8日,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贵州财经学院邀请,茅于轼教授出席贵州财院“经济论坛”第二期讲座,主题发言为“经济学与经济制度”。并被该院聘为客座教授,同时受聘为贵州财经学院学报常年学术顾问。在此期间,记者以及《贵州财经学院学报》就“市场与道德”等问题独家专访了茅于轼教授。 记者:您好!茅老,欢迎您再次来到贵州。多年来,茅老因对微观经济学的贡献和对经济学知识的重要普及而享誉国内外。请问茅老,经济学究竟是怎样一门学问?为什么说学习经济学在今天特别有现实意义? 茅于轼:经济学研究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需要。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成就就是用严密的逻辑方法,证明了平等竞争的市场交换可导致市场最高的社会经济效率。一言以概之,经济学其实就是研究如何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经济学与现代人息息相关,一些政府官员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着关键性作用,配置效率高低往往在一念之间,他们学一点经济学大有必要。 记者:经济学研究的是在各种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社会财富极大化的方法。从动机看,经济学研究人在自利动机下的经济行为及此行为导致的资源分配结果,而人的行为动机除自利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道德(或利他)。这两种动机本是相互排斥的,而茅老您却认为,在具体个人行为中,两者能获得统一。您还强调,“私”在推进整个人类社会进程中有着重要作用,这与传统中国道德价值观似乎有些不一样。人们普遍认为,现在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很多欺诈、哄骗、假冒伪劣正是由于“私”欲膨胀所导致的,怎么解释这些现象? 茅于轼:客观而言,“私”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源泉和动力。“私”代表一种个人选择,只要这种选择是符合社会目标的,“私”就会推动社会进步。“私”起创造性或破坏性作用的关键在于这个社会是一个平等社会还是一个特权社会。人类在商品经济出现之前,道德与自私是对立的,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肯定了人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力,甚至可以说,人参与市场必须以自利为动机。一般人认为,一切损己利人即是道德的表现,实则未必。首先,以损己利人为信条,恰好给少数损人利己者钻了空子,一个盛行损己利人口号的社会正是损人利己者的乐土;其实,即使全社会每一个人都做到了损己利人,但如果损己的总和大于利人的总和,从整个社会来看,净所得为负。最终是大家都吃了亏,这样的道德有什么价值?商品经济的原则是利己的同时又利人,这才是符合道德的。 记者:按照茅老的解释,道德并非是排斥利益的,因为道德最终的立足点应是维护所有人的利益。请问,茅老是否基于此才提出了市场经济应取“道”于“德”?您认为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吗? 茅于轼: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是讲诚信的、讲规则的、讲秩序的,而并非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过去,我们只讲利他是片面的,今天一些人又只讲利己同样是错误理解了市场经济的涵义。事实上,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导致社会的富裕,他们是市场经济这枚硬币的两面。 记者:道德说到底,应该是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请教一下茅老,您认为市场道德中最重要的内容应包括哪些? 茅于轼:产品质量或更确切的说工作质量,是市场道德中重要的内容,电视机在内容上偷工减料就可降低成本多赚钱。所以,质量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产品质量是靠工作质量来保证的,只有每道工序每个零件的一丝不苟才能保证整体的质量。在一切经济发达的国家里,极少发生门窗关不上,电话串线、有杂音、马路不平、厕所漏水、拉闸限电等质量问题。守时,这是市场文化最浅显的要求,如果不守时,不但浪费别人的时间,有时会引起巨大混乱和严重损失。尊重别人是市场文化的核心。它不但表现为服务态度,更重要的是协商精神。说到底,道德和利益应该是一致的。 记者:很多经济学家常常强调价格的作用,认为只有价格引导的资源分配才是有效率的,您则认为,不仅如此,道德也能导致高效率的资源配置。 茅于轼:以道德为动力既能节约行政费用,又同样具有效率,传统道德与市场经济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但也有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传统道德里缺乏人跟人平等最基本的因素,而市场经济恰恰是建立在这上头的。在市场制度(法律与道德)的框架下,每个人的自由选择符合自己的利益,也要符合社会目标。 记者:按照您的观念,市场经济既要取“道”于“法”,又要取“道”于“德”,这其中道德与法律是什么关系?道德是不是法律的补充和润滑剂? 茅于轼:道德与法律是有界限和区别的。法律是试图把利益界限划清楚,可一些时候许多纠纷靠法律不能解决,得靠道德。法律是对已发生事情的一种事后处理,而道德是时时刻刻约束一个人的内心;道德是没有社会成本的,而法律则是成本很高、非常奢侈的一种工具。 记者:美国权威机构最近一项调查显示,人的快乐与财富无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趋利若鹜?经济发达了,人的贪欲却增加了,这是否说明了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道德沦丧? 茅于轼:我们社会现在的财富其实比改革开放前增加了5倍,但现在的人是否确认自己就比过去快乐了5倍呢?那不见得。所以光有财富不行,还要讲究高尚的追求。所以为什么党和国家要提出“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都可以充分的创造财富,但前提是你不要妨碍别人,侵害别人,使别人感到不快乐。 记者:近年来社会上发生的冠生园月饼掺假事件、贵阳问题米粉事件,山西阜阳奶粉事件,都与诚信有关,现在人们的一个普遍感觉是,经济虽然发达了,但人与人之间普遍比过去缺乏真挚和诚信了,一个社会的进步是不是必然以道德滑坡为代价? 茅于轼:我给你讲这么一个真实的事情:我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时候,看到老师问学生:什么时候有空参加考试的请报名。结果有人回答周一、有人回答周三、有人回答周末,于是老师就根据每个学生不同情况安排考试,而试卷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人去担心会不会泄题,更没有人会去舞弊。诚信已经成为别人的一种道德习惯。较好的社会也是有毛病的,比如作假,人类在商品经济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美国在市场发展初期,也是四处充斥欺诈、哄骗、贪污,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比较规范和诚信的美国市场,也是近二三百年间培养和发展的产物。因此,大可不必心灰意冷,我们所有的法律制度、道德建设及教育教化就是要与所有破坏诚信的行为作斗争。 记者:追求财富永远是人类社会的不灭定律。有人说,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必然会出现消费断档,因此一个聪明的政府,必须防止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的?“共同富裕”是一个很遥远的梦吗? 茅于轼:“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遥远的不可企及的梦。在一个有序的市场经济下,其实谁都有机会变成富人。怎么使穷人变富人?重要一点是富人要得到保护,当然穷人更要得到保护,所以,为什么在最近我国的“修宪”中,要把保护私人财产写进宪法中。如何使穷人得到保护就是要建立一种畅通无阻的制度,不能人家刚刚做点事,就今天罚你的款,明天收你的税,后天拆你的摊,更不能今天打他,明天抓他,让他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创造力受到极大压抑。一定要保护好穷人最根本的权利。同时对那些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裕起来的人,要制定良好的政策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让后来者看到曙光。 记者:您曾说过,要想使西部经济得到发展必须有民营企业的大量参与,请联系西部大开发具体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茅于轼:中央大举开发西部,大批资金投入西部,这是一个好事。但资金只是经济发展的众多条件之一,如其它条件不具备,虽然有了钱,经济还是发展不起来。一切项目都必须注重经济效率,否则效率会很低。又如,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用的是物质平衡观念,缺什么就生产什么,但市场经济要讲价格,物质平衡的缺,不一定是市场均衡的缺,很可能是因为价格太低,此时不应增加生产而走提高价格。西部地区的落后主要是观念落后,如何改变观念?市场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不要事事由政府来办,资源的配置要更多地由市场来起作用,大家自然会进入市场,在市场中学会市场规则,观念就跟着改变了。当前西部大开发重要的是吸引非国有部门参与。民营企业瞄准的是利益,他们的参与能避免不讲经济效益的毛病。当然,民营企业自己也要用行动来证明不比国有企业差,要讲诚信,注重质量。 作者:李卫红 来源:贵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