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这是一个富人背负着沉重道德十字架的时代，在民粹压力下，他们的财富被赋予了许多责任。与之对应的是，穷人的道德谈的非常少，“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穷”仿佛就有了规避道德的合法性。其实，跟“为富不仁”一样，“为穷不仁”的社会同样是不健康的。

　　比如说眼下某些学生的恶意欠贷，就让国家助学贷款这一好制度深深地陷入了道德困境。不贷吧，贫困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大学，有违社会正义！贷吧，某些学生的恶意欠贷直接导致银行运作不畅，又有违市场正义！在如此道德风险下，政府最近不得不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分担银行风险，以此维持助学贷款的良性循环。对此，有全国人大代表大声疾呼：要建立全国联网的高校学生征信系统，让恶意欠贷者难以立足(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据世界银行研究证明：高等教育对社会的回报率达9.5％。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根据成本分担的原则，高等教育的成本应由国家、社会、个人共同承担——助学贷款的诞生就是分担的一个形式，银行把社会资金贷给学生，国家承担一定的风险，那么个人在这个分担模式中应该承担什么呢？及时地把贷的钱还给银行就是最好的分担，诚信这时应该成为穷人道德的核心。

　　政府承担风险的理性，社会承担资本的责任，学生承担诚信的道德——这应该是社会为实现教育公平所进行的一种合作，但这个合作是一个脆弱的链条，三方的道德缺一不可，任何一方的诚信缺失都可能导致合作断裂。

　　但在现实操作中，某些学生不讲信用让这一本来就脆弱的合作更加举步维艰。

　　据媒体报道，2002年，因违约率高达50％，西安交通大学成为第一所被银行叫停助学贷款的高校。2003年国家贷款开始进入首批还贷高峰，但全国借贷学生平均违约率接近20％，远远超出银行所能承受的程度。在违约的学生中，大部分人确实是因为无力偿还贷款，但恶意欠贷者是最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的行为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有专家指出，“一人恶意欠款，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故意不还。在影响国家助学贷款健康发展的各种因素中，学生信用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为穷不仁”对社会健康运行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导致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实现正义的好制度难以正常运转。

　　想起媒体最近一个意味深长的调查结果：越是高薪水的人越讲诚信，是什么原因使那些白手起家的人坐上了年薪百万的职位呢？猎头公司的调查显示，是诚信的品质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唯有诚信能理性地帮助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在获得社会尊重之后摆脱贫困。

　　文明的进步中并不缺少这样的故事。早年，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很少有外国人涉足。后来游客如云，据说这是源于一位少年的诚信。一天，几位摄影师请当地一位少年代买啤酒，少年为之跑了3个多小时。第二天，那个少年又自告奋勇地再替他们买啤酒。这次摄影师们给了他很多钱，但直到第三天下午那个少年还没回来。摄影师们都认为那个少年把钱骗走了。第三天夜里，那个少年敲开了摄影师的门。原来，少年在一个地方只购得4瓶酒，他又翻了一座山才购得另外6瓶，返回时摔坏了3瓶。他哭着拿着碎玻璃片，向摄影师交回零钱，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在少年诚信精神的感召下，到这儿的游客越来越多。

　　真不敢相信，一个不讲诚信的大学生涉足社会后如何能获得社会的尊重，又拿什么摆脱贫穷？

　　本期专栏作者

　　薛涌：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候选人

　　曹林：《中国青年报》编辑　鲁宁：《东方早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