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

　　列宁曾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历史的发展果如列宁所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带有更多的特殊性”，以至用“中国特色”来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年来，中央三代领导集体为探索、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从理论到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第一代领导集体艰辛探索奠定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强调“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虽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也因受到俄国资本家的抵制而失败。只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的东方大国采取“赎买”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成功。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参加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代表人物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府机构。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市场和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一部分资金冻结，促使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人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政策因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有利而为他们普遍接受。诚然，民族工商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同人民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发动猖狂进攻，但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击退了这些人的进攻，使他们认识到抗拒改造没有出路。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这种改造，采取的是“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相当高的“定息”（年息五厘），作为“赎买”的代价。1955年秋冬，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从个别公私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这样，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由于发展迅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难免有些简单粗糙。但应该看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采用的“赎买”政策，确实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除此而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还有许多方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订出一整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包括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共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同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第二代领导集体开辟新路形成体系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第二次伟大历史转折。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三中全会前后，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及时实现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改变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衡的状况；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城市企业改革；对外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不仅大量引进外资，而且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与此同时,针对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错误思潮的泛滥,邓小平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形成了新时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

　　1979年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国庆30周年讲话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讲话强调“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第一次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讲话还提出：“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第一次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并第一次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作出了全面概括。

　　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十二大后，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出现的新情况、实现的新发展、取得的新经验，邓小平又提出在二十世纪末实现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理论。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是全面改革进程中思想解放的科学总结，是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宣言书。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共十五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正是对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之功的历史的、科学的评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具有丰富的内容。它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不能超越。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分三步走战略。强调要抓住时机，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提出要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那么，由毛泽东至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这个科学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13亿人口的中国变成了现实。与此同时，又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使它更多地带有中国的特色。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就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

　　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受命于危难之际。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顶住国际国内的压力，战胜接踵而来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多年是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中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中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勇气，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开拓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极大地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极大地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巨大贡献。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保证。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要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指引下，继续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胡锦涛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胡锦涛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内涵精辟地概括为十个方面，这就是：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思想；关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关于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关于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思想；关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胡锦涛还深刻地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频繁发生的多种自然灾害，迎难而上，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夺取了抗击非典斗争的重大胜利，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显著成就。在新阶段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新经验，作出了新概括。胡锦涛主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2004年初，胡锦涛又强调“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准则。正确认识国情，按照国情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开展工作，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依据。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是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在处理中华民族复兴和国际事务的关系上，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重申并坚持了“和平崛起”的思想和方针。所有这些，都丰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综上所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创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新中国成立55年来的历史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丰富。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定能够胜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