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系列报告再度开讲，张鸣教授畅谈农村政治之现实与未来

　　复兴传统文化　走向乡村自治

　　广东学术论坛

　　中国趋势

　　本报讯昨天，“广东学术论坛——中国趋势系列报告会”在中山图书馆再度开讲，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教授为第二阶段的演讲打响头炮。上午9时30分，张教授开始作题为《中国农村政治：现实与未来的走向》的演讲，演讲结束后，张教授为听众的提问作了精彩的回答。

　　尽管昨日广州天气炎热，仍有很多听众冒着酷暑从清远、河源赶来听演讲，演讲结束后，一位从意大利回国的老先生向张鸣提问并就农村问题进行探讨，一些自称来自农村的朋友围住张鸣教授久久不愿离去。

　　张鸣教授从农村问题的形成历史、现阶段农村改革的困境、农村政治的未来走向三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讲至精彩处，听众席里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演讲和提问于昨日上午11时30分结束，一些听众表示会继续来听接下来几场演讲。

　　主讲人简介

　　张鸣，浙江人，1957年生，政治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生导师。张鸣主要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和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梦醒与嬗变——戊戌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直截了当的独白》和《关于两脚羊的故事》等。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现时播报

　　主讲：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

　　题目：市场经济的法律解释

　　今天上午9：30开始的报告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主讲。李曙光主要致力于经济法理论、破产法、公司并购与重组、法治改革等方面的研究。李曙光曾先后参与《兼并条例》、《反垄断法》、《证券法》、《中小企业促进法》、《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及全国人大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五年立法规划、国务院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起草和制定工作。著有《中国企业破产与重组》、《中国企业重组操作实务全书》、《政治中国》、《MBO－管理者收购》和《晚清职官法研究》等。

　　明日预告

　　主讲：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

　　题目：宪政的趋势：世界与中国

　　明天上午9时30分开始的报告由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主讲。贺卫方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的法学家之一。著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具体法治》、《运送正义的方式》等，并翻译多种西方法学名著。他注重在社会层面上传播法治的理念，曾在《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随笔、评论等逾200篇，他的一些主张已经通过近年来的改革变为制度的现实。曾入选《中国青年》杂志评选的“将对20世纪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100名中国年轻人”。

　　演讲摘录

　　农村政治的历史　农村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

　　中国农村的问题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末戊戌维新时期。为什么会导致中国农村现在的状况？这里有很多原因，比如说殖民化、工业化、城市化及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等。

　　中国有殖民化之害却无殖民化之利，在西方殖民者看来它始终是一块无主的肥肉。中国的殖民化是很扭曲的，工业化也是很扭曲的。中国民营资本发展没成气候，国营资本却很发达。国民党时期是这样，到现在还在继续。

　　我们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西化的过程，中国的民族、国家早就形成了，但是它必须重来一次，把自己的国家的模式、民族的模式再来一次。这个延伸伴随着对农村的掠夺，把农村作为现代化的牺牲品，走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老路。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农村的破败、农村问题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今天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问题，是历史上的老问题。

　　农村改革的困境　村官是服从上级还是听从民意

　　以前农民出来要饭要开介绍信，虽然管得不好但是有人来管。现在农村干部不管人就管收钱，农民叫他“要粮、要钱、要命”。这就是今天“三农”问题的要害。

　　村民选举是政治学的大事，农民很兴奋。它一开始不是解决乡村危机，到后来就是想缓解现在的乡村政治危机，换句话说就是“干群危机”。村民自治、村民选举变成了大事了。村民自治运用两种思路在运作：一个是政府的思路，政治的思路是一种修补运作，用选举来弥补原来体制上的弊病，选举一般被限制在村一级，乡镇搞过试点，但被回绝了。一个是学者的思路：就是渐进改革的思路，希望从乡、镇、省，最后到中央，但实际上到乡镇这里就卡壳了。选举的投入和产出的效益不成正比，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一旦推进选举，对农村本身来说意义不大，但是对整个的制度的问题凸现了。

　　我们整个政治改革有一个明显的思路，就是想把中国政治问题纳到法律轨道上解决。这个路还没有走通，能不能走通我不知道，但是前景是好的。现在农村的问题，比如说“两委”关系，就是村支部和村委会关系，有学者说这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这个结构实际上是从西方宪政制度套过来的，不是很合适。现在民政部推荐的方式是两委合一，但是乡镇在后面指挥村时往往是以党的名义。党的原则是下级服从上级，他也必须靠民选，如果完全听上面的话，下次就可能落选。作为一个党，你不应该有特殊利益，而作为一个具体的党员就可能要谋求特殊利益。现在的问题是更多的人在谋求一个党员的特殊利益。这已经让农村人很难看了。现在选举的改革的“腰”是上级，“腿”是农民，头重脚轻你还怎么干？如果村干部还像过去变成乡镇的腿，那你在农村怎么生活？这个问题现在依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于结构，结构不变，困局是无法解决的。这个问题还是因为农村本身没有力量，农民没有组织。这个事儿还要农民自己办好一点。

　　农村政治的走向　复兴部分传统　走向乡村自治

　　现在有些基层政权出于自己的经济需要，有意培植私营资本或者是农民的经济组织发展，农村原来已经损失掉的自组能力有可能得到复兴。我认为上面还是要改，要习惯于用法制去控制，承认人们的文化多元化到鼓励多元化，不能用人治。

　　城市化进展还会加剧，城市门槛会降低。城市贫民化会出现，和乡村成为一个对偶关系。城市贫民逐渐被边缘化。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我估计大多数乡镇政权会逐渐缩减。我们的政权、政府机构已经公司化。公司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关键是要有实力。但是现在绝大多数乡镇政权是破产的，所有的政策都不利于它，现在减税更不利于它，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它。本来它的经济能力在弱化，还有这么多的东西指向它，所以恐怕它的出路就是逐渐缩减。

　　传统文化部分的复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当年把传统文化扫荡得太厉害了，认为西方文化是正宗的，不屑于利用传统资源。我主张传统资源是必须得利用的，不利用传统资源完全是一种自杀的行为，是完全行不通的。包括组织、宗教两个因素，农村的自主组织能够恢复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这两个方面的复兴。

　　复兴的传统还要依靠一个精英的参与。下层文化、草根文化必须有上层领导的参与，否则就没有目标了。文化的复兴是应该上下一起来的。乡村可以提供组织和话语资源，让农民可以有一种说话的方式，不管批评也好、组织也好，如果没有话语是不行的。

　　如果实现复兴今后可能会在乡村中出现各种形式的自治，也不排除有一种集体化，像南街村、华西村这样的。还有一种是西式民主式。有一些热心的知识分子下去，比如说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学校。更多的可能是传统在形式上的复兴。也不排除有一些黑道人物，比如帮会什么的。

　　宗族和宗教的复兴会起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中国农村无论怎么样，摆脱不了现代化的大趋势。农村是一个消亡式的农村。消亡到什么程度是好的消亡？农民不再成为农民。这种对未来的设想，预期式的推测其实有点像梦。在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一个杂志搞了一次关于梦的征集，周武臣先生说他希望所有人都用上抽水马桶。我觉得，未来农村能用上抽水马桶，农村问题也就解决了，农村也就实现了现代化了。

　　(以上为演讲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听众提问

　　提问：我来自苗族，很多少数民族的青年因为得不到婚姻自由而自杀，张教授对此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张鸣：我没有到民族地区搞过调查，一些传统风俗使很多青年自杀，这个问题在汉族也是一样。宗族法规能不能复兴，我讲的是传统文化的部分复兴。传统不一定是好制度，但是就目前来，两害相权，相对来说传统复兴好一点。希望将来在尊重传统风俗的前提下，逐渐把人权考虑进去。

　　提问：我在清远市扶贫区从事教育，在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怎么找到一个接触点，怎么使农村的城市化得到一个共赢点，这可能是今天的民主自治方面的问题。

　　张鸣：你说的农村的城市化要找一个共赢点这是很好的，农村的教育问题是一个突出点，给农村减税不如给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际上，城市的反哺，不应该只是一个民间组织和民间人士去做。

　　提问：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觉得中国农村的未来的出路很渺茫，自治真的能行码？

　　张鸣：目前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吸引力在我们有无限供给的农村劳动力。如果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谁来投资？我们的农民工价格低，没有工会，这是多么好的投资环境。前提是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这是现实的问题。走过这一段路，农村可能会有好前景。

　　提问：现在农民的下一代怎么办？难道他们长大了还像现在一般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

　　张鸣：农民的下一代能不能重复父辈的经历，这个还需要大家的努力，包括农民自己的努力。如果农民自己的力量可以释放出去，我觉得农民的状况还是会改善，这个不仅靠知识分子叫嚷，还要靠自己其努力！

　　提问：今天我们谈农村的问题，是在城市里面谈。假如说您面对全部是农民，您能给他们一些很具体的指导吗？

　　张鸣：严格说当着农民我不会这么讲，我给不了农民指导，只是给他创造条件，比如说帮他搞搞教育，帮助增加一点贷款。全中国没有一个救世主，实际上，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帮忙，对政府来讲就是放手，不要什么都管，违了法可以按法制去管，你只要不滥用权力就可以，让农民自己做。知识分子没能力指导他们。

　　意见反馈

　　包先生(退休教授)：今天的演讲很精彩，涉及了中国下一步的改革该如何继续的问题。报告对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陈先生(出版业人士)：后面回答观众提问的部分不错，道出了当今农村面对的某些实际困难。但张教授做出的分析和预测，不能起指导性作用。

　　刘老师(大学教师)：报告有些悲壮的意味，确实说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作为纯粹的学者见解，张教授的一些看法还是有点脱离实际，我个人觉得是行不通的。

　　刘同学(广东金融学院学生)：农村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教育问题，如果义务教育能免费，农民的负担就减轻了一大半。张教授政治方面讲得很深入，但是涉及教育的内容不多。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李雅琼　实习生　谢秋

　　图：

　　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左)会后和听众交流。本报记者　刘可　实习生　王鹏军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