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南县是个财政穷县，历年来财政累计负债高达7亿元。一些教师工资只发70％，就连县乡公路改造、乡村扶贫等都得从干部工资中扣钱来补“窟窿”。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贫困县，据新华社报道，不少干部近年来争先恐后地坐上了崭新的广州本田、帕萨特等中高档轿车。据统计，2003年衡南县花费近500万元为“公车消费”买单。

　　一面扣薪不止，一面却换车不断。“屁股底下一座楼”，领导的屁股越坐越舒服，百姓的日子在“扣薪不止”中越来越相对贫困了。无论是在民众的心目中，还是学术视野下，政府一直都是以公共利益的代表出现在政治博弈中的，其政策取向应当是全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利益考虑。然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从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政行为中，隐约地看到政府“自身”利益的影子，例如“公车攀比的扭曲心态”，是怎么也无法把它与“公共利益”联系起来的。

　　政府的利己主义行为并非完全不可，这也是激发公务员积极性的一个动力源泉。但问题的关键是，随着政府自身利益的主体意识的激增，政府及其成员在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很可能会使政府职能界限发生偏离或错位。

　　在某县，10多位县委常委“人手一部车”，一出手就是二三十万元一部。政府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政府利益无疑会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也必然影响政府行为。衡南县为满足领导坐上豪华轿车的要求，而不得不“向基层和企业硬性摊派”，这正是政府自身利益的一种负效应。在自身特殊利益的驱动下，一些政府机关把行政权力当成了获取自身特殊利益的工具，这就是政府职能发生了错位。

　　政府自身利益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难题。一方面我们要提高政府公务员的积极性和行政效能，政府自身利益是一个强有力的动力杠杆。可是另一方面，政府自身利益的错位，又不断使政府职能越位，最终会损害公共利益。我们只有制定有效的措施，使政府利益与社会利益协调一致。为了防止政府利益的无限扩张，必须对政府的利益进行约束，有效的途径是，“完善公共决策体制，优化公共决策系统，用法律手段规范、约束决策行为，将公共决策纳入法制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