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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春暴富”者眼里，边缘底层一下子成了供他们赏玩、嘲笑、怜悯、厌憎、嫌恶的对象。一个转型社会的紧张，由此不难想见

　　文/余世存

　　暴富者成功者可能是社会的中心，舆论的关注焦点，但真理价值并不必然站在他们一边，人生意义也不只有他们能够体验

　　我的一个学生通过一家新闻单位找到我。十年过去了，学生已然“小康”，老师依然“寒士”。学生是来找老师为其打工的，老师拒绝了。学生最后请老师客，言谈举止，都掩饰不住成功人士的喜悦和优越。他承认自己属于“青春暴富”，但他认为自己的成就全由自己努力而来，那些边缘穷窘之人真是失败，而他们之所以如彼，是因为他们懒、不勤奋，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话就让我不爱听了。

　　我提醒学生人生相当丰富。机会是否平等另说，但人生有无数种活法儿，那些不如你成功的人，其幸福感未必不如你强烈，他们人生的风景甚至比你更美。我又说，你自以为的成功未必是一种成功，比如你的生活可能比你看不起的人更紧张。

　　跟学生分手后，我一直在想这次碰面。忽然想到，我们以前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一种口号、一种政策、一种战略战术，却很少人预料到，这种策略如此成功，成就如此迅速；我们更没有想到，该如何跟“先富起来的人”对话。换句话，到社会以富裕成功来划分人群时，不同的人群该如何相处、共处、交流？

　　虽然近年舆论已在讨论“财富的品质”一类的话题，而私下的交流则有不少成功者对弱势者的轻侮，但这类话题过于尖锐，过于紧张。我们需要的是，不同人群间有效、和谐、有建设性的沟通。而这种沟通的前提，毫无疑问，首先是暴富族们对自身的认识。

　　不少回忆改革开放的文章曾提到邓小平先生的一件趣事：他去美国访问，美国人让他看了休斯敦宇航中心，他看完后一言不发，回到北京，只对他的同事们说，“我看见了现代化”，他因此执着地促动中国社会开放、改革。他后来还有一句经典的话：我们的开放不是对南斯拉夫开放，不是对非洲开放，我们的开放是对美国开放。这话如此明确，其实饱含了极丰富的内容。那就是我们必须至少跟文明的最前沿站在一边。邓公的伟大早已属于我们的历史，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甚至不得已地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方略，因为他深知我们的差距太大，必须尽一切努力尽快地迎头赶上。但是，今天不少暴富起来的人忘了这一点，他们“小富即骄”、“小成即坠”，他们完全不解真正的现代富裕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暴富跟非洲的王公部落、跟海湾地区的暴富没什么差别。

　　暴富者们还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人阔变脸”。其言行举止无不暗示着，他们是有钱的，有权的，有知识的。他们眼里的亲友或边缘底层一下子成了供其赏玩、嘲笑、怜悯、厌憎、嫌恶的对象。一个转型社会的紧张，一个现代化进程里的分化分裂，由此不难想见。

　　暴富者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来处，忘记了穷窘状态下的平常心、理想、充实的人生感；暴富者们更忘了，人生有无数的可能，有的人可能只愿意过内心生活，有的人只顾过创造性生活，有的人只愿意过简单生活，过纯朴从容而平淡的生活。暴富者成功者可能是社会的中心，舆论的关注焦点，但真理价值并不必然站在他们一边，人生意义也不只有他们能够体验。

　　命运可能是被动的，但选择却是主动的。就是说，这是一种我选择我认可的生活。人不代表金钱，人不是生来是要向别人显示自己是有资源的，人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他是一个完整的人。

　　今天的富裕成功者更应该善记他们的机遇。也就是说，这些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历史进程里“先富裕起来”的人们，只不过是历史之手书写的社会文本，是命运附身其上的目的之工具。因此，他们成功了、暴富了，只是历史辩证法的胜利，他们自己却仍有待展开，有待完成。以前中国人常把个人成功归功于领导、社会、家庭，这种说辞虽然空洞可笑，可是这种思维仍有极为重大的合理性。我们不一定回到邓公的后半句话里，“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但先富起来的人却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的一部分，他个人的人生意义、甚至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必须自己去寻找，去实现，他必须从无能自主走向自立自主。而到目前为止，相当多的成功人士，更遑论“青春暴富”一族，他们还只是有待完成的个人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