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网消息 

    26年来，他们坚持按时出工、按工分取酬

    选择 7天7夜的阵痛

    2004年7月15日一大早，唐德清就忙碌起来，从广安来的鱼贩要来收购他的鱼。这正是唐德清家网箱鱼收获的季节。到下午2点，唐德清把近2000公斤鲢鱼搬上了鱼贩的车，拿到了1万多元的现金。

    “我家有70多口网箱，现在一年的收入基本就靠它了。”这位担任断碑村七社社长26年之久，一手打造了“按时出工，按劳分酬”的集体合作模式的老人对记者说。

    从1959年大高滩水库建成，居于水库中央的断碑村就成了三面环水。1978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行，人民公社逐渐退出舞台。1979年，上任不久的唐德清主持了一次社员大会，这次开了7天7夜的会目的只有一个：如何将全社28亩土地分给120多口人。

    由于地处水淹区，如果平均分下去的话，人均不足3分地。和大多数地方的分配一样，唐德清将土地分成若干份，写在纸条上，谁家抓到哪块地就是哪块地。但这个办法后来遭到了大部分社员的反对———这么点土地就是分到每个家庭，大家也难以生存下去，况且社里原有集体经济基础不错，不如继续走这条路。

    但是，国家大方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能违背的。唐德清拿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成立以石工组、林业组、农业组为生产单位的劳动组合方式，分组承包，统一出工，各组以工分的形式为社员的劳动计分，社里再按一年全社总收入摊算计定工分的价值，社员按分取酬。

    在1979年，断碑村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值只有0.18元。唐德清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一年后达到0.5元。

    断碑村七社的石材非常丰富，唐德清更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石匠。20多个身强力壮的村民组成石工组，加工石料对外出售。30多号人的林业组则负责管理全社几千株柑橘树。1983年，林业组开始大规模改造荒山荒坡，植下1万多株脐橙树。剩下的100多口老弱病残则组成农业组，完成平常的生产劳动。

    1983年到1986年是七社最艰苦的时期。社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大部分来自石工组的效益和社里那几千株老柑橘树。“那个时候几乎家家都向亲戚借钱过日子，借到后来都不好意思再借了。”但是唐德清还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从1980年到1986年，全社人均一年的总工分都在3000~4000分，年终结算的时候，一个工分值达到0.5元。

    新植的1万多株脐橙树从1987年开始为七社的村民带来滚滚财源，当年仅卖果子就收入1万多元。进入90年代后，这项收入更是年年上升，最高峰一年达40多万元。

    1995年的岁末，断碑村七社几乎每家都分到了1万多元。唐德清打造的新型集体经济进入黄金时期。

　建设 一切都是集体的

    只有小学文化的唐德清在当时算得上眼光长远的人。

    1987年，社里大胆贷款10多万元开始建造自来水工程，修建提灌站，将水库的水抽上来，解决村民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几个月后，村民们丢弃了用了几十年的水桶，像城里人一样拧开龙头就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在反季的时候上市，水果可以卖到比平时高出一倍的价钱。1990年，唐德清决定在一片山崖上人工开凿一个石洞，用来贮藏柑橘。这个断碑村七社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持续了两年多才完工，花费了7万多元。这个横穿山崖，深30多米，高、宽10多米的巨大贮藏室可以存下100多万公斤柑橘。

    但直到2004年7月15日，这个巨大的人工山洞里仍然只有一人多高的野草。唐德清对此的解释是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洞顶和四壁的加固，完成后不时有石头掉下来，这样就不得不在洞里加建一圈石墙来支撑，这笔开销也在数万元左右，所以山洞就一直荒在那里。

    “今年我们准备把它利用起来，完成加固后，把它租出去种蘑菇。一来可以增加点收入，二来可以学习人家的技术，以后社里自己也可以种蘑菇。”唐德清站在这个费了他无数心力的山洞前说。

    因水失了地，也可靠水吃水。上世纪80年代末，断碑村七社花4万多元购买了100多个网箱，开始大规模在库区养鱼，所得收入也全部纳入集体分配。1995年，通过投标，3户村民获得了这100多个网箱的承包权。唐德清的二儿子唐兵承包了其中的30多个网箱，每年向社里上交3000多元承包费。

    分配 多劳多得的工分

    “1，按季度计算，以季度安排农活，按农活决定出勤天数，少出勤者扣工分。……4，全年出工时，每天平均7个小时。5，全年完成时间男的160天，女的100天。6，打条石一天4寸，12分一天；以船斗算，每船装2方，每方30分，每船60分；运每船24分，4人每天抬2船，平均每船一人6分……”

    这是1995年12月2日，断碑村七社社管会的会议记录。

    社管会是七社的最高决策层，社里大大小小制度的建立、分配标准、工程建设，都由社管会商议决定，社管会召开的地点就在唐德清家里。社管会的成员包括七社的5名党员和3个生产组的组长。社管会每月召开一次，所作的决定还要在随后召开的社员大会上获得通过方能执行。

    兴隆镇党委副书记罗晓荣认为这种管理更像一种家长式的管理。“唐德清在当地的威望很高，群众都信任他。但这种管理更多依赖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从制度上讲，存在不合理性，但只要群众没有异议，我们也不便发表意见。”

    上世纪90年代的红火日子让断碑村七社的村民的口袋迅速鼓了起来。2000年前后，几乎所有的村民开始修建新房。2002年，唐德清的二儿子唐兵在村口的小土坡上修起了一座3层楼的房子，花了9万多元。在他家隔壁，另一户村民的房子更是大得惊人，外墙上黄白两色的瓷砖在2004年7月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除了承包集体的30多口网箱养鱼外，唐兵还自己购买了40多口网箱，并买了一条船和网具，这几项投入在2万多元以上。除了自己用以外，唐兵还用船为集体拉鱼拉饲料等，这些都算成工分被社里的会计记在他的账上。2003年，唐兵一家三口挣了3000多工分值，此项收入1500多元。

    2003年，七社的社员为集体劳动共创造了9万多个工分，社里拿出了5万多元现金参与分配。唐德清为这5万多元的现金来源算了一笔账：社里在水库边的一条河里养鱼所得12000元；外出打工的70多个村民每年向社里交积累金15000元；村民上交网箱承包费10500元；果树收入1万多元。

    除了现金分配外，烧饭的柴禾、粮食等也按户头和工分值进行分配。平时出工砍柴、种地、给果树施肥等集体劳动，唐德清并不担心没有人来挣这个工分：“以前你不干这个也没什么可干的，而且工分还比较值钱，所以只要有活，就不愁没人来做。”

    为断碑村七社的集体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唐德清同时也获得了各种荣誉。他家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1990年度水果专业社先进集体”“发展集体经济优秀工作者”等等。1982年，唐德清还当选第6届省人大代表，而且连任了3届。

　衰竭 集体制弊端初现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大潮不可避免地席卷到了这个偏僻的山村。

    因为一系列的遭遇，曾经辉煌一时的断碑村七社集体经济受到了空前的考验。

    1997年，七社将一个工分值从0.5元提高到了0.8元，家家都在年终结算的时候领到了大把的钞票。但是好景不长。1998年8月，社里鱼塘的鱼大面积染病，数万公斤鱼死去，给社里的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雪上加霜的是，社里的另一个主要经济来源，那1万多株脐橙树也进入衰竭期，产量逐年下降。2002年，七社开始改良果树，搞高桔换种，在嫁接后不幸遇上天旱，改良失败。

    另一方面，大集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显现。社里的网箱养鱼，一开始都是由村民出工喂养、管理，但这是一份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唐德清专门派人去水产校学习，学成回来后鱼的产量上去了，可销路又成了问题。过了几年，社里不得不将100多口网箱承包给个人，只收取承包费。

    虽然社里后来又搞了打米坊、鱼苗池等，但还是无法扭转衰败的趋势。0.8元一个工分值只发放了一年，至今还保持着20多年前的0.5元。

    断碑村的青壮年开始大量外出打工。到2004年，全社42户202口人有70多人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弱病残。

    唐德清仍在为发展社里的集体经济努力着。

    七社村民至今还在享受着的集体提供的一些福利。社里为每个入学儿童买了保险，育龄妇女每年的体检费也由集体支付。如果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集体奖励2000元，考上中专是1000元。最具人情味的是，每家娶媳妇嫁女，社里还要送上一个1000元的大红包。

    26年来，他们坚持按时出工、按工分取酬

    选择 7天7夜的阵痛

    2004年7月15日一大早，唐德清就忙碌起来，从广安来的鱼贩要来收购他的鱼。这正是唐德清家网箱鱼收获的季节。到下午2点，唐德清把近2000公斤鲢鱼搬上了鱼贩的车，拿到了1万多元的现金。

    “我家有70多口网箱，现在一年的收入基本就靠它了。”这位担任断碑村七社社长26年之久，一手打造了“按时出工，按劳分酬”的集体合作模式的老人对记者说。

    从1959年大高滩水库建成，居于水库中央的断碑村就成了三面环水。1978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行，人民公社逐渐退出舞台。1979年，上任不久的唐德清主持了一次社员大会，这次开了7天7夜的会目的只有一个：如何将全社28亩土地分给120多口人。

    由于地处水淹区，如果平均分下去的话，人均不足3分地。和大多数地方的分配一样，唐德清将土地分成若干份，写在纸条上，谁家抓到哪块地就是哪块地。但这个办法后来遭到了大部分社员的反对———这么点土地就是分到每个家庭，大家也难以生存下去，况且社里原有集体经济基础不错，不如继续走这条路。

    但是，国家大方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能违背的。唐德清拿出了一个折衷方案：成立以石工组、林业组、农业组为生产单位的劳动组合方式，分组承包，统一出工，各组以工分的形式为社员的劳动计分，社里再按一年全社总收入摊算计定工分的价值，社员按分取酬。

    在1979年，断碑村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值只有0.18元。唐德清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一年后达到0.5元。

    断碑村七社的石材非常丰富，唐德清更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石匠。20多个身强力壮的村民组成石工组，加工石料对外出售。30多号人的林业组则负责管理全社几千株柑橘树。1983年，林业组开始大规模改造荒山荒坡，植下1万多株脐橙树。剩下的100多口老弱病残则组成农业组，完成平常的生产劳动。

    1983年到1986年是七社最艰苦的时期。社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大部分来自石工组的效益和社里那几千株老柑橘树。“那个时候几乎家家都向亲戚借钱过日子，借到后来都不好意思再借了。”但是唐德清还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从1980年到1986年，全社人均一年的总工分都在3000~4000分，年终结算的时候，一个工分值达到0.5元。

    新植的1万多株脐橙树从1987年开始为七社的村民带来滚滚财源，当年仅卖果子就收入1万多元。进入90年代后，这项收入更是年年上升，最高峰一年达40多万元。

    1995年的岁末，断碑村七社几乎每家都分到了1万多元。唐德清打造的新型集体经济进入黄金时期。

　建设 一切都是集体的

    只有小学文化的唐德清在当时算得上眼光长远的人。

    1987年，社里大胆贷款10多万元开始建造自来水工程，修建提灌站，将水库的水抽上来，解决村民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用水。几个月后，村民们丢弃了用了几十年的水桶，像城里人一样拧开龙头就用上了干净的自来水。

    在反季的时候上市，水果可以卖到比平时高出一倍的价钱。1990年，唐德清决定在一片山崖上人工开凿一个石洞，用来贮藏柑橘。这个断碑村七社有史以来最大的工程持续了两年多才完工，花费了7万多元。这个横穿山崖，深30多米，高、宽10多米的巨大贮藏室可以存下100多万公斤柑橘。

    但直到2004年7月15日，这个巨大的人工山洞里仍然只有一人多高的野草。唐德清对此的解释是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洞顶和四壁的加固，完成后不时有石头掉下来，这样就不得不在洞里加建一圈石墙来支撑，这笔开销也在数万元左右，所以山洞就一直荒在那里。

    “今年我们准备把它利用起来，完成加固后，把它租出去种蘑菇。一来可以增加点收入，二来可以学习人家的技术，以后社里自己也可以种蘑菇。”唐德清站在这个费了他无数心力的山洞前说。

    因水失了地，也可靠水吃水。上世纪80年代末，断碑村七社花4万多元购买了100多个网箱，开始大规模在库区养鱼，所得收入也全部纳入集体分配。1995年，通过投标，3户村民获得了这100多个网箱的承包权。唐德清的二儿子唐兵承包了其中的30多个网箱，每年向社里上交3000多元承包费。

    分配 多劳多得的工分

    “1，按季度计算，以季度安排农活，按农活决定出勤天数，少出勤者扣工分。……4，全年出工时，每天平均7个小时。5，全年完成时间男的160天，女的100天。6，打条石一天4寸，12分一天；以船斗算，每船装2方，每方30分，每船60分；运每船24分，4人每天抬2船，平均每船一人6分……”

    这是1995年12月2日，断碑村七社社管会的会议记录。

    社管会是七社的最高决策层，社里大大小小制度的建立、分配标准、工程建设，都由社管会商议决定，社管会召开的地点就在唐德清家里。社管会的成员包括七社的5名党员和3个生产组的组长。社管会每月召开一次，所作的决定还要在随后召开的社员大会上获得通过方能执行。

    兴隆镇党委副书记罗晓荣认为这种管理更像一种家长式的管理。“唐德清在当地的威望很高，群众都信任他。但这种管理更多依赖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从制度上讲，存在不合理性，但只要群众没有异议，我们也不便发表意见。”

    上世纪90年代的红火日子让断碑村七社的村民的口袋迅速鼓了起来。2000年前后，几乎所有的村民开始修建新房。2002年，唐德清的二儿子唐兵在村口的小土坡上修起了一座3层楼的房子，花了9万多元。在他家隔壁，另一户村民的房子更是大得惊人，外墙上黄白两色的瓷砖在2004年7月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除了承包集体的30多口网箱养鱼外，唐兵还自己购买了40多口网箱，并买了一条船和网具，这几项投入在2万多元以上。除了自己用以外，唐兵还用船为集体拉鱼拉饲料等，这些都算成工分被社里的会计记在他的账上。2003年，唐兵一家三口挣了3000多工分值，此项收入1500多元。

    2003年，七社的社员为集体劳动共创造了9万多个工分，社里拿出了5万多元现金参与分配。唐德清为这5万多元的现金来源算了一笔账：社里在水库边的一条河里养鱼所得12000元；外出打工的70多个村民每年向社里交积累金15000元；村民上交网箱承包费10500元；果树收入1万多元。

    除了现金分配外，烧饭的柴禾、粮食等也按户头和工分值进行分配。平时出工砍柴、种地、给果树施肥等集体劳动，唐德清并不担心没有人来挣这个工分：“以前你不干这个也没什么可干的，而且工分还比较值钱，所以只要有活，就不愁没人来做。”

    为断碑村七社的集体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唐德清同时也获得了各种荣誉。他家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1990年度水果专业社先进集体”“发展集体经济优秀工作者”等等。1982年，唐德清还当选第6届省人大代表，而且连任了3届。

　衰竭 集体制弊端初现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大潮不可避免地席卷到了这个偏僻的山村。

    因为一系列的遭遇，曾经辉煌一时的断碑村七社集体经济受到了空前的考验。

    1997年，七社将一个工分值从0.5元提高到了0.8元，家家都在年终结算的时候领到了大把的钞票。但是好景不长。1998年8月，社里鱼塘的鱼大面积染病，数万公斤鱼死去，给社里的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雪上加霜的是，社里的另一个主要经济来源，那1万多株脐橙树也进入衰竭期，产量逐年下降。2002年，七社开始改良果树，搞高桔换种，在嫁接后不幸遇上天旱，改良失败。

    另一方面，大集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显现。社里的网箱养鱼，一开始都是由村民出工喂养、管理，但这是一份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唐德清专门派人去水产校学习，学成回来后鱼的产量上去了，可销路又成了问题。过了几年，社里不得不将100多口网箱承包给个人，只收取承包费。

    虽然社里后来又搞了打米坊、鱼苗池等，但还是无法扭转衰败的趋势。0.8元一个工分值只发放了一年，至今还保持着20多年前的0.5元。

    断碑村的青壮年开始大量外出打工。到2004年，全社42户202口人有70多人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大多是老弱病残。

    唐德清仍在为发展社里的集体经济努力着。

    七社村民至今还在享受着的集体提供的一些福利。社里为每个入学儿童买了保险，育龄妇女每年的体检费也由集体支付。如果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集体奖励2000元，考上中专是1000元。最具人情味的是，每家娶媳妇嫁女，社里还要送上一个1000元的大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