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失学农民工子女”公益活动系列评论之二

　　农民工子女教育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说是一个老问题，是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这个问题至今已有十余年的时间，社会对这个问题经历了一个从无视、漠视到积极解决的过程；说是新问题是因为当我们意识到农民工子女教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诸多社会矛盾开始显现，对这个问题，主观上的正视甚至热切愿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现实挑战。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农民工流动方式从“单枪匹马”到“拖家带口”变化的必然结果。农民工们最初带着正逢学龄的孩子来到城市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在原籍解决不了子女抚养问题。在城市里，这些为人父母的农民们千方百计地想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受到一些哪怕是很原始的教育，于是就有了“窝棚私塾”，这种教育形式的产生显示出了惊人的活力，于是就有了打工子弟学校，而打工子弟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与现行教育管理体制之间矛盾日趋激烈，农民工子女教育也就成了“问题”。当然，农民工子女教育之所以成为问题这是另外一个因素———户籍制度———决定的，这一点不需要多说，由于学籍管制，农民工子女教育被忽视在城市变得“理所当然”。

　　好在经过十余年之后，农民工子女教育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重视并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当前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操作层面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可以确信，解决好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在观念层面已经不是问题，但如何解决、怎样才算解决，依然还是问题。2002年颁布《北京市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是北京市把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法制化轨道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两年来对十余所打工子弟学校给予了“合法身份”，将这些学校的教学部分纳入北京市教育管理系统；在2002年大幅度降低流动人口子女借读费的基础上，今年将借读费取消，并对公办学校接收流动人口子女的措施做了相当的改进。但是，各区县的学校对流动人口子女的大门是有条件敞开，这些外来的孩子“本地化”还相当艰难，尤其是对他们在北京接受初中和高中教育的问题，与北京公立学校之间的资源冲突的面纱还没有揭开，还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得到了完全解决。

　　更要指出的是，进城农民第二代被城市边缘化问题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受教育机会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他们受什么样的教育，这里不是说学制和课程设置方面的问题，而是身心教育问题。“进城农民第二代”是一个目前还没有被广泛认可的提法，但这一代人是客观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既不同于老家的伙伴，也不同于城市的孩子，他们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对城市和农村都是一种若即若离的依附关系，部分长期从事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对他们能否真正健康成长特别忧心，但可以说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关注。

　　我国目前有1.2亿流动人口，有统计表明，学龄儿童、少年超过2000万人，而有专家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保守，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政策的宽松，这个数量会被不断放大。他们受教育的状况的确没有理由不引起高度关注，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前途事关国家的未来。

　　本报特约评论员金光印相关报道见A13-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