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3年末迄今，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游船翻沉、文物烧毁事故，全国城市暴雨致灾等，被媒体高度关注。面对这些灾难，我们已经一次次反思，但反思最弱的却在于对国民安全文化教育欠缺的足够认知。正缘于此，我们尤其对载入史册的历史灾情认识不足。如今，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整整28年，面对中国灾情最沉痛的这一页，我们的反应太过冷淡。这种缺乏联系的忘记对防灾减灾是有害的。鉴于此，笔者建议设立全国“防灾减灾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笔者有如下考虑：

　　首先，中外公众在安全文化上存在着差距。第一，中外公众的生命价值观不同。西方人“惜命如金”、中国人的健康往往置于“事业”之后。第二，中外公众的行为文化自律性不同。西方人遵守安全规章制度表现出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力；中国人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极不适宜现代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第三，中外公众的“生命文化”原则不同。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神圣不可侵犯，中国人则过多地宣传了“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安全原则有冲突。第四，中外公众的安全技能观不同。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现在还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上，事故惨剧暴露出的问题每每还是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的问题。它告诫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系统地开展公众安全文化教育。

　　其次，要提高我国国民的公共安全防灾文化意识。在这方面至少要关注两点：其一，政府对公共安全职能的定位。公共安全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不仅是一种需求，更成为一种文明标志。其二，该告知公众的是，安全是人们做事的前提。城市灾难馈赠给人类的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有理由且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灾难应对，这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突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应。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能直接转化为公共安全问题，使公众常在与之无关的情况下受到伤害，不少情况下传统的安全理念已经无法得出答案。

　　与许多国家不同，我国迄今没有全国的“灾害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确定的30种典型灾害，在我国都可找到。今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28周年，新唐山已全无当年大灾的痕迹，但我们不该忘记历史的“创痛”。有目的、有计划的在公众中开展安全文化教育，使突发事件的危机应对意识及能力成为国民之必需，势在必行也不可不行。鉴于对我国二十世纪各类事故灾难的分析，鉴于对国民所能承受的灾难心理的期望，建议将每年的“7月28日”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

　　在这一天，国家要举行专门的活动，总结一年来全国在防灾减灾上的成效、经验及教训；在这一天，国家及相关部委应举行专家研讨会，并向全国发布防灾减灾白皮书，告诫公众国家一年来在防灾减灾上的行动；在这一天，报刊、电视、电台等媒体要使防灾减灾教育形成一个高潮，并通过有关社会团体使“灾害文学”、“灾难题材电视节目”等公益节目有播出的黄金时档；在这一天，公共安全、校园安全、社区安全、家庭安全要形成宣传教育的规模并形成制度，使公众在安全意识及能力建设上得到深刻“洗礼”。为了国家及国民的安全，让我们期待我国“防灾减灾日”的诞生。

　　金磊（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