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学

　　王宁

　　酒是社会和文化风景中的一个重要景致，因为它创造了人的一种独特的体验境界——醉。可以说，没有酒，就没有这种人生境界。于是，与人生的常态“醒”相对应的，就不仅有“梦”，而且也有“醉”。在我们的文化中，“醉”有着十分矛盾的含义。一方面，“醉”被理想化和浪漫化了。另一方面，“醉”又被赋予负面的含义。例如，“醉”被看作是逃避义务、不负责任、放纵堕落、胸无大志的一种状态。所谓“醉生梦死”、“纸醉金迷”、“酒囊饭袋”，说的就是这种情形。“醉”还被看作是无自控和责任能力的状态。社会和文化对“酒醉”的这些不同的界定，恰恰反映了饮酒后果的矛盾性。酒可以带来愉悦和快乐，但是，饮酒无度(酗酒)，却会造成许多祸害。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酗酒？为什么人们会酗酒？酗酒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意味着什么？

　　我们首先要澄清“什么是酗酒？”，更具体地说，要弄清楚酗酒属于怎样的一种饮酒模式。饮酒模式有很多种类。首先，根据饮酒的社会形式，我们可以将饮酒分成社会性饮酒和个人性饮酒两种模式。社会性饮酒指的是在社交场合所进行的、众人共同参与的饮酒模式。个人性饮酒指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而进行的饮酒模式。

　　其次，根据饮酒的社会功能，我们可以将饮酒分成仪式性饮酒、交际性饮酒、逃避性饮酒和习惯性饮酒等不同模式。仪式性饮酒往往与特定的仪式场合联系在一起。在这里，饮酒本身构成仪式(如欢迎仪式、庆祝仪式、生日仪式、婚礼仪式等)的一个符号元素(如“干杯”、“交杯酒”)，并成为仪式和庆典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油”。交际性饮酒指仪式活动以外、为着交际目的而进行的饮酒模式。这种交际常常是一种集体狂欢。在这里，饮酒充当了兴奋唤起的功能，并刺激着人们的交谈和寻欢作乐的兴致。逃避性饮酒指的是为了逃避因某种挫折和打击(如失恋、家庭破裂、破产、仕途受挫、疾病等等)而引起的痛苦、紧张、焦虑、孤独和内心冲突而进行的饮酒模式。习惯性饮酒则是因为饮酒成为一个地方的风俗、一个家族的传统或一个人的日常习惯而进行的饮酒。

　　再次，根据饮酒是否过量，饮酒还可以区分为节制性饮酒和过量性饮酒两种模式。最后，根据饮酒的经常程度，饮酒还可以进一步分为经常性饮酒和偶然性饮酒两种情况。

　　归结起来，所谓酗酒，指的往往是个人性的、以“逃避”为目的的、经常性的过量饮酒。也就是说，它是四种饮酒模式的组合：个人性饮酒、逃避性饮酒、经常性饮酒和过量饮酒。

　　酗酒对健康的损害，已被大量的医学研究所证实。例如，脑组织损害、酒精肝、心脏病、癌症、免疫力下降等。酗酒不但导致个人的健康受损，而且更重要的是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凶杀、打架、虐待配偶和子女)增加、自杀率升高，等等。有关研究表明，酗酒者其实是意识到酗酒后果的，但是，他们却难以从酗酒嗜好中摆脱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关于酗酒的动机和成因，国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各种理论。“遗传论”认为，酗酒行为受先天的遗传基因影响。例如，对被收养子女的研究证明，生父是酗酒者，养子有更多的机会成为酗酒者，即使他们的养父母不是酗酒者。而有些人天生就对酒精过敏，因而难以成为酗酒者。“学习论”则坚持，酗酒是后天学习的结果。“缓解紧张论”证明，酗酒者借助饮酒导致的欣快醉感来消除紧张和焦虑。由于既定的饮酒量与欣快感的唤起成递减关系，酗酒者不得不逐渐增加饮酒量来达到这种状态。“能力幻想论”认为，酗酒者饮酒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弱小，需要借助酒精来创造一种个人能力或权力幻觉(如进攻性、性能力、胆量、对他人的支配等)。电影《红高粱》中的歌词：“喝了这碗酒，见了皇帝不磕头”；“喝了这碗酒，一人敢走青杀口”，就描述了酒的能力幻觉功能。

　　上述理论各自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它们都没有涉及酗酒与社会的关系。从社会学角度看，酗酒其实是社会状态的某种反映。例如，社会竞争、社会节奏、社会腐败、社会不公、社会灾难、社会压抑，都会在酗酒率上得到反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社会状态会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矛盾则必然转嫁为某些人的个人困境，而酗酒正是个人对难以摆脱的个人困境的一种酒精式解脱方式。

　　就社会竞争来说，伴随着市场社会的来临，竞争越来越严酷，事业和生活的失败和挫折的风险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处在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压力之中，难免产生焦虑、紧张、沮丧与无助等感觉。面对这种社会环境，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人生态度。有的人勇于面对挑战，承担压力，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即使遇到困难、挫折和失败，也毫不畏惧、百折不挠。但是，有些人面对这种严酷状态，却选择了“逃避”的人生态度。一旦遇到挫折和失败，便自暴自弃，消极颓废，借酒浇愁，酗酒成性。在这个意义上，酗酒者是人生的逃跑主义者，是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推卸者。他们消费着酒精，同时也消费着自己。一言以蔽之，他们是自我的抛弃者。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消费者研究工作室教授、博导，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