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洲

　　就西安音乐学院日前发生的“不交三万元捐款难领录取通知书”的乱收费事件，教育部党组高度重视，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学院招生办主任被免职，教务处长和主持工作的财务处副处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中国青年报》7月27日）

　　从公布的处理结果看，尽管招办主任、教务处长等实际操作者受到了必要的处分，但作为乱收费行为的决策人———校长却毫发无损，稳坐钓鱼台。如此处理是否公道，称得上“严肃”两字，恐怕难以为公众所认可。

　　说到查处乱收费，人们自然会想起周济部长公开宣布的整治禁令，教育部的领导应该更为清楚。去年3月，在全国教育系统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周济强调，“哪个学校出现了乱收费问题，要撤销校长的职务！”将学校治理乱收费的成绩与校长的职位直接挂钩，措施之严厉可谓前所未有。时至今日，部长禁令言犹在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条看起来充满威严的严辞禁令，一旦落到了具体案件，便犹如一纸空文。

　　禁令所以成空令，缘于政府部门监督不严，对乱收费者宽大为怀，心慈手软。在他们看来，乱收费是出于公心，目的是办好教育，只要没有中饱私囊，不宜斩尽杀绝。至于如此“严肃”处理，是否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似乎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了。而另一方面，一些禁令往往追求的是豪言壮语，企盼引发轰动效应，往往缺乏审慎的可行性研究，从而因其随意性而加剧演变成空令的步伐。以根治教育乱收费这一痼疾为例，单纯采用撤换校长的手段搞一刀切，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又会得到多大程度的贯彻，早在禁令出台之时即有大量质疑之声，西安音乐学院的处理结果不过是一个验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