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幸福火了！《半月谈内部版》（第7期）以《王幸福：以一个农民的名义调查真相》对王幸福的自费秘密调查事件进行了首家报道，6月30日新华网头条转载后，目前这篇报道已被260家媒体争相转载。数十家媒体致电本刊编辑部寻求王幸福的联系方式，有的媒体干脆径直杀往河南宜阳县王幸福的家，对他进行二度采访。

　　7月初，王幸福被中央电视台几大名牌栏目请到北京录制节目，被中央电视台栏目组层层保护的他一天换一个宾馆。《半月谈内部版》作为第一家对王幸福进行深度报道的媒体，自然怀揣着对王幸福更多的关注，几经周折——

　　7月17日，一个周六的早上，记者的手机响了，是王幸福。

　　“我的处境很危险”

　　记者：许多媒体对暴力征税事件，多家媒体提到“王幸福的幸福与不幸”，我想问您，您感觉自己现在幸福吗？

　　王幸福：我现在（稍停顿）——也幸福也不幸福。

　　记者：为什么？

　　王幸福：我感到幸福的是，我反映的事情，拖了这么长时间，终于得到了全国上下包括新闻媒体的重视。在上级的压力下，农户的部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我感到不幸福的是，我现在被称作“农民英雄”，可“农民英雄”却不敢在家里住；我被称作“正义的化身”，可“正义的化身”却整天被人监视。

　　记者：您现在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那怎么会幸福呢？

　　王幸福：总体来讲，我应该感到幸福。我的所作所为就是为群众办事，既然办了些事，我还是满足的、高兴的、幸福的。

　　记者：您家里的电话“已停用”，怎么回事？

　　王幸福：一是这段时间总打电话，欠费了；二是上面干扰，不让电话开通。

　　记者：那您现在怎么和外界联系？

　　王幸福：我在朋友家里和外界联系，找放心的地方，在不放心的地方我是不敢打电话的。

　　记者：您说您被监控，何以见得？

　　王幸福：我在北京还没回家的时候，一个老乡给在家的女儿打电话说要去，电话放下没到10分钟，那老乡还没到呢，乡政府的人就骑摩托车到我家了，问我女儿这个人来你家了没有。你说这不监控怎么能知道？

　　记者：这次媒体对您的报道，对您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

　　王幸福：我对待这个事很冷静，媒体是公正的，他们主动找我，我很欢迎。但县里对我是更加仇恨，他们认为是我主动找媒体揭他们老底，你也知道，不是那样的。唉，顺其自然吧。我的处境很危险，随时有被打击报复的可能。

　　记者：现在县里对您的态度怎么样？

　　王幸福：这个事在《半月谈内部版》被头次曝光后，全国各地来了好多媒体，都直接跟我接触，不找也不想找县里。我听说，县委县政府领导成夜不睡觉，开会研究怎么处理这个事。记者一来，县里摩托车、轿车全上来了，拉媒体记者去县里住宾馆，还说我们得招待你们保护你们。有一天晚上，一个记者半夜偷偷跑回我这儿，说县里对你进行了人身攻击。我说那你们怎么看，记者说：“这表明他们对待你搞调查的事，态度还不端正，还是没有正确对待你。”其实攻击我反而增加了社会各界对他们（县领导）的批评。““有些人说我是‘民间信访局长’”

　　记者：老百姓对您怎么看？

　　王幸福：很多乡亲们找我问政策，咨询利益纠纷、土地纠纷、民事纠纷——我那儿好像一个“法律咨询处”，有些人说我是“民间信访局长”。（笑）现在政府派了很多眼线来跟踪监视我，而其中有两个眼线已向我表明说，他不但不会为政府通风报信，反而做我的“地下党”，为我传递信息。

　　记者：可有的人对您还有成见。

　　王幸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的名声不好。我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人随大流，而我要跳出来，替弱者说话。我敢当面指责干部的错误，人家说我精神不正常，有点二百五。

　　记者：您做这调查，图什么？

　　王幸福：我不出这个头，农民们受的苦永远没人知道。

　　记者：家人支持您做这个调查吗？

　　王幸福：我的儿子对这事很恐惧，很担心，也很生气。有一年过年因为这个事都不回家了。女儿非常支持，她说她爸爸是个大英雄。

　　“我的调查报告被回良玉副总理批示过”

　　记者：印象最深的一次调查是哪次？

　　王幸福：有一次听说征税人打了一个80多岁的老太婆，打完了还踩她。我就偷偷上门调查。那家人听说我是来调查的，全家人都跪在了我面前。一边哭，一边喊我是青天。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哪儿是什么青天啊，我就是一个农民而已。可是，他们受了太多的委屈，根本没地方说去。所以连我这样的人，都被他们当作救星了。于是，我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记者：暴力征税在您身上发生过吗？

　　王幸福：在我身上发生过乱收费的事。但是，因为我平时注意学习点相关政策，能讲出道理来，他们不敢乱来。

　　记者：调查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幸福：有人不愿意说；有人怕被打击报复；有人觉得，你一个农民能管什么？有些人家，我去了三次都不和我说。

　　记者：怎样博取农民的信任？

　　王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不问他们要钱财，不求他们报答，农民兄弟自然就知道你这是在帮他们做事。

　　记者：一个农民做这样的调查很难被人理解。

　　王幸福：许多人问我是不是有后台，我告诉他们，后台就是中央的政策。其实，政府有很多替老百姓着想的好政策，但是，有些官员不执行，或执行得走了样。

　　记者：调查时您有顾虑吗？

　　王幸福：调查这个事，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并不是为了出名。当时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花了那么多钱，还没有回音。我的信不被认可的话，信转下来，县委县政府再砍我一家伙，打击报复，白花钱不说，还得吃亏，将来谁为我洗清冤枉啊？

　　记者：听说您的调查报告被中央领导批示了？

　　王幸福：我的调查报告转到上级有关部门，被回良玉副总理和河南省省长批示了，现在批件在河南省税改办公室。

　　记者：现在的处理情况您满意吗？

　　王幸福：一部分问题是解决了，还有一部分问题没解决。但很多人告多少年都没有结果，而我这儿，中央领导、省县领导都批示，对我还表示感谢啥的，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记者：事到如今，您还有什么遗憾吗？

　　王幸福：有，暴力征税一事，被打残农户仍没有得到补偿，打人干部也没有得到处理。我还是希望这个事能从上到下地解决。（听得出来，王幸福对受害农户一直甚是牵挂）

　　“咱不是‘刁民’”

　　记者：许多媒体到你们村里采访，听到了一些诋毁您的话，您对这个怎么看？

　　王幸福：有一定的原因。为啥呢，1988年我曾打过一个人。但那次我们发生争执，是他先把我打了。当时，我小有名气，会画画、能作诗，还会武术，办过武术班。人家说，你办武术班还让人家给打了，是人家武艺高强，还是你犯啥错哩？我委屈，向派出所反映，可所长和他是亲戚，没处理他。我就决定报复他，把他脑袋打个“窟窿”。就这么个事，其他的事都是捏造的，都是对我的诬陷。

　　记者：您写的这个调查报告，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可有人说您是“老上访”，是“刁民”。

　　王幸福：咱不是“刁民”！我只是爱管老百姓的事。1985年，我看到村里的孩子们在危房里上课，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是，没有一个干部为孩子们担心。当时，我们村里是有收入的，建个好学校一点问题没有，可没人管。我把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六个问题写了一封信给县委书记，要求解决。后来我得知，县委书记批示了：情况若属实，不办甚惜，望乡政府协助解决。

　　记者：后来解决了吗？

　　王幸福：乡政府领导和村干部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对我非常有意见，他们做了假汇报。一次我去县委办公室，问他们：我反映的问题你们很重视，可为什么不解决？县领导说：“解决了呀？”我说：“学校还没人管！”县领导说：“你看，你们乡政府都写了解决的汇报材料，都盖了公章了，你说我是相信你个人还是相信你们乡政府呢？”就这样一句话到底了。我很气愤，已经答应的事、合理的事，却因为一个假汇报就过去了。

　　记者：这件事对您后来的所作所为有影响吗？

　　王幸福：有，我决定给中央写信，就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信写了20多天，还请教过我们同学里念过大学的，他们说：信没啥毛病，写得很好，可是，农村里鸡毛蒜皮的小事，人家不会管的。我说：“不管管不管，没毛病就行。”我就花了8分钱，邮了出去，其实也没抱啥希望，就当没这回事了。可意外地，一个月后我接到中央一封回信，上面说：王幸福同志，我们认为你这种认真、积极、负责地向领导反映问题的精神是很好的，你来信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转请河南省人民政府认真调查处理。后来问题解决了。

　　记者：问题解决后，您的处境怎样？

　　王幸福：问题是解决了，可我也被大队领导注意了。他们想，一个农民写封信就惊天动地，把我们这些人折腾够戗，又写检查又写汇报又干啥的，要给他提成个干部，再替群众说话，那他可就了不得了。干脆给他弄个中学老师干吧，圈住他，他就不再告状了。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老师也没干长。因为这次写信我有了名气。

　　记者：也因为这次写信，您落下了“老上访”、“刁民”的罪名？

　　王幸福：虽然当时我办的事是正义的，但当时我的法律知识、工作经验、为人处世都是有缺陷的。那时我不成熟，我好心好意帮人家忙，却常常遭诬陷。

　　“我就是想当人大代表”

　　记者：有人说，您这是和政府作对，您怎么看？

　　王幸福：我这不叫和政府作对，党的政策在那里，你却不执行，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才是和政府、和中央作对。调查后我发现，农民其实都是愿意交税的，可当地政府先亏欠了农民，拖欠了农民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工钱，或者没有调整好土地，农民在交税的时候当然要发发牢骚，那怎么就变成“抗税钉子户”了呢？

　　记者：上访往往是农民不得不采取的利益表达方式，而这又是非常艰难的，您不畏难吗？

　　王幸福：很多人为了上访都付出惨重代价，受打击后一蹶不振。但我王幸福不会，我就是被打击一百次，我还是会把正义的事情做完。

　　记者：您说过您会作诗。

　　王幸福：2000年4月我写过一首诗叫《问鼎村座有感》：陋居蓬径独悠悠，天海星繁月中楼。书倦烛换枕又起，一欢未忘十年愁。壮怀久在酬方寸，豪气长存贯中州。欲借天外金百万，福造一方复何求？

　　记者：下一步，您有何打算？

　　王幸福：我想办一个“农民维权网站”，与关心和研究农民的有识之士一起深入探讨“三农”问题，推进农村改革，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记者：您的愿望是什么？

　　王幸福：我就是想当人大代表。我想更好地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还有就是总结政府工作中存在的误区，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给党和政府当好参谋。（记者黄海燕）

　　一：

　　敢为正义疾呼的农民王幸福

　　王幸福，一个不见经传的名字，其主人却“自我策划、自我实施”了一桩俗流弗敢望其项背的义举：自费2万元，耗时9个月，忍饥挨饿，走村串户，秘密调查当地230起惊心动魄的暴力征税事件，终于给75名惨遭棍棒之辱、背负“刁民”之名的农民索回了人性的尊严。

　　文章采写成了，在当地恐难逃“封杀”。寻寻觅觅中，记者孟亮想到了《半月谈内部版》，一个神交多年的全国性刊物。对于这则民间奇闻的冲击力，尽管我们编发时已有敏感和预见，然而，当《王幸福：以一个农民的名义调查真相》在本刊第7期发表后，激起舆论冲击波之强烈，还是令人震撼非小。目前共有260家媒体转载该文，这还是很不完全的统计。

　　农民王幸福一夜之间成了明星人物。他两度被中央电视台请到北京录制访谈节目，《面对面》《讲述》《经济半小时》等多个央视知名栏目，谁也不肯“放过”他。正义当前，媒体亦凸显出友好互动。连日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凤凰周刊》等上百家报刊或配发评论，或后续报道。新华网、新浪网等网民评论可谓人声鼎沸。“维权英雄”桂冠被公众慷慨授予一介乡土奇士。

　　对此，王幸福应该感到幸福了。然而，这幸福又不仅仅是属于王幸福一人的。民生的核心是民权，作为农民自己权益的代言人，他率先站出来，喊出了许多“失语”农民压抑已久的心灵号子。其独立调查彰显出一个群体的自我觉悟和成熟，农民兄弟都能幸福着王幸福的幸福。

　　这幸福，更印上了这个时代的表情。在以人为本、人权入宪的当代中国，王幸福现象会被时代作为农民维权标本而铭记下来。在王幸福本人洋洋万言的调查报告上面，回良玉副总理和河南省省长已分别做出了批示。农业部近日发出制止向农民乱收税费的紧急通知，向随意扣人、扒粮、牵牲口再悬利剑。

　　幸福过后，是一串深层次问题亟待理性探讨：如何根本抑制某些暴力行政的刚性冲动？如何缩减农民维权成本？如何创新农民利益表达通道，使王幸福式的维权正规化、制度化？

　　眼下，王幸福仍在以一个农民的名义奔波着。他向我们透露一大愿望，就是特别想当人大代表，当好农民的脊梁，当好政府的帮手。尽管深知自己目前“处境危险”，但王幸福毕竟是王幸福。“就是被打击一百次，我还是会把正义的事情做完！”（作者：周清印）

　　二：

　　农业部急令 ：严禁扣人、扒粮

　　就在王幸福秘密调查的暴力征税事件被《半月谈内部版》第7期曝光期间，农业部发出《关于切实加强监督管理制止向农民乱收税费的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强调如下：

　　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地方农村乱收税费、乱罚款和强行集资，挤占、挪用各种政策补贴款，特别是少数地方仍组织小分队强制向农民收缴税、费等现象，行为粗暴，有的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

　　各地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推动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取消农业税政策的落实，切实解决好计税面积、计税常产等方面的问题。推动农业税收征管的规范。严禁违反税收法律法规扩大税收范围；严禁多征、重征、提前征收和摊派税款；严禁收税“打白条”或使用非法票据；严禁非农业税征收人员直接收取税款；严禁随意扣人、扒粮、扒物、牵牲口；严禁采用税收强制措施收取其他款项。

　　各种政策补贴款发放使用情况要实行公布或公示制度，同时填入农民负担监督卡内，接受农民监督。各种政策补贴款要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不得抵顶各种涉农收费，一经发现要从严处理，确保补贴款及时足额发放到农民手中。

　　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各种收费项目和收费行为的监管。涉及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环节和标准收取。已经取消的收费项目，不得恢复收取；已经免征的收费项目，不得继续收取；已有的收费项目，不得随意扩大范围和提高标准收取。农村经营服务性收费，必须按照自愿有偿的原则收取。不得强行服务和收费，不得只收费不服务，不得不公示就收费，不得突破标准乱收费。涉及农民的罚款，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和法规规定收缴。不得随意设立罚款项目，不得将一次性罚款变成固定收费项目，不得以罚款代替管理。

　　各级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对近期农民来信、来电和来访举报反映加重负担的问题，要分类排队，实行重点监控，督促相关地区和部门举一反三，彻底整改。对于顶风违纪乱收税费、乱罚款和集资等问题，一经核实，要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严肃处理。凡违规出台的收费项目要坚决取消，擅自提高的收费标准要坚决降低，违反规定加重农民负担的文件要坚决废止，多收或不该收的税费要如数退还农民。对违纪违规的责任人要按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作者：周清印）三：

　　媒体热赞王幸福维权

　　《中国青年报》：不要再让农民“失语”

　　读过《半月谈内部版》对这一事件报道的人，理应为王幸福“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感动。同时，我们这个社会也有必要进行深刻反思：如何看待农民手中的笔？怎样让更多的农民来表达这个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想表达和做出了表达的农民绝不只是一个王幸福。可是，社会对农民的表达的冷漠，一些人对农民利益主张的封堵，才使农民这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大面积地“失语”。农民这个利益团体的“失语”，主要不是农民“素质”问题，而是相当一批人对农民的表达闭目塞听，这个社会没有给农民提供主张自身利益的讲台。（作者：孙兴金7月2日）

　　《中国经济时报》：向王幸福致敬

　　笔者由衷地敬佩王幸福：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就要一直背着“暴力抗税”这只黑锅；如果没有王幸福，可能中国农民的血泪上访还在被制造不安定因素、刁民闹事等罪名诬蔑！200余户“钉子户”中无一农民真正抗税折射出了什么？折射出了国家政策信息依然不够畅通，折射出了地方政府有令不行的胆大妄为，折射出农民权益维护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句空话！宜阳县政府的做法颇值得玩味：一方面他们感谢王幸福的调查，聘请王幸福为农业税收监督员，并向他支付了调查补偿费用；另一方面，责令乡政府退还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却不处理责任人。这样的政策，显然是在安抚王幸福的同时推卸责任。（作者：刘利军7月1日）

　　《南方周末》：王幸福何以让人感动？

　　王幸福的所作所为深深感动我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超人的胆略勇气，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忍耐心，以及质朴善良的心灵等等。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要数王幸福的身份。刚刚颁行的行政许可法使以往传统的“公民义务本位、政府权力本位”提升为“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从而避免了王幸福“上访”可能的不幸，催生了王幸福今天的“幸福”。（作者：赵晨光7月8日）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从一个农民的自费调查说起

　　近些年来，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为农民代言的不少；也有相当一部分有胆识、学识的农民，将身边发生的不合理现象诉诸文字，向上传递。但是，真正以社会调查方式详细解剖问题，反映群体性不公正遭遇并提出实质性建议的，王幸福应该是第一个。王幸福的调查报告所传递的，不仅仅是当下中国农村真实现状，还有一个群体的觉悟与成熟。（作者：郝洪7月2日）

　　《凤凰周刊》：诊断农村暴力征税之源

　　目前中国的官民比例已经超过了过去，农村基层的政府机构庞大，冗员增多，这些人要吃饭，就只能向农民身上找，所以暴力征税、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也就层出不穷。（作者：欧阳斌7月8日）

　　《新华网》：九亿农民不能寄望于王幸福式的侠士

　　王幸福事件（见6月30日《半月谈内部版》）给我的震撼，主要还不是因为暴力征税的无情和血腥。王幸福这种近似孤胆英雄的行为提醒我们，让农民有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应该立即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提上议事日程，再也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九亿农民的幸福，不能建立在“王幸福式的幸运”之上，而应该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制度基础之上！（作者：郭松民7月2日）

　　《人民网》：但愿“王幸福现象”今后不再出现

　　暴力征税与腐败完全不同：凡权力腐败，都是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进行的，且大都是个人行为。征税是政府在行使自己法定的权力，是阳光下的、有组织的、非个人的公务行为，有时甚至还是借助于国家机器的“兴师动众”的大行动。这些“动静”整得如此之大的事情，只要政府领导、上级政府、众多官员不是聋子、瞎子，根本不可能全都浑然不知。（作者：刘以宾7月4日）

　　《生命网》：尊重农民的生命尊严

　　生命诚可贵。王幸福现象警示社会：九亿农民的生命尊严绝不容漠视和侵犯！（作者：祖显春7月6日）

　　《新京报》：理性看待“农民暴力抗税”

　　王幸福报告只向农民一方面了解情况，是否全面、准确反映了整个情况，值得商榷。宜阳县政府在没有进行认真的实地调查和核实情况下，就做出六点意见，目的无非是考虑到有上级的关注和有关部门的过问，尽快平息王幸福的报告，避免带来麻烦。（作者：孙之斌7月1日）

　　《中国经济时报》：是谁导演了230起虚拟“暴力抗税案”

　　是不择手段逐利的“执政观”在导演这幕闹剧。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机构过于臃肿庞大、官员竞奢攀比之风严重。所有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领导脸上贴了金，却由收入菲薄的老百姓为其埋单。政府在超出群众承受力的情况下与民争利，就是暴力征税现象出现的最直接原因。是基层官员粗暴蛮横惟我独尊的“老大”作风在导演这幕悲剧。税费征收标准不公开、不透明，多收滥收，违反税法。收税干部成了“打砸抢”小分队，不仅不尊重纳税人权利，而且随便往农民头上扣“暴力抗税”帽子。这样的官员以暴力行政破坏党群干群关系，根本不配做人民“公仆”。（作者：张培元7月1日）

　　《大众日报》：为何站出来的是“王幸福”

　　为什么这个暴力征税事件，是由农民王幸福那饱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报告而揭露的，而非有关部门督察检查所得出的结论呢？我们期待的是，谁破坏了公权力的信誉，谁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作者：朱四倍7月2日）

　　《燕赵都市报》：农民为什么自费调查征税矛盾

　　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已经对当地有关部门提供的行政服务极度失望，才越俎代庖地替政府部门尽“义务”。（作者：朱金中7月2日）

　　《南国早报》：王幸福的幸福与不幸

　　若以为王幸福的孤军奋战收到了最佳效果，那么恐怕还是有些天真。虽然迫于上面的压力，宜阳县大部分乡镇把去年的罚款及扣押物资返还给了农民，但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却迟迟没有结果。如果不对“打砸抢”的执行者们进行严厉惩处，对于暴力征税的处理恐怕还会如同转瞬即逝的阳光，根本无法融化暴力执法的坚冰。（作者：王毅7月1日）（王冰整理）（来源：《半月谈》/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