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可以免费就餐、免费住宿的农民学校——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已经一周岁了。

　　它就是我国著名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创者晏阳初先生1978年在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翟城村开始的“定县实验”。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属于社会公益力量办学的非盈利性机构，不发放文凭。院长是中国人民大学农经学院院长、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温铁军；学院的教师是不要任何报酬的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培训对象是农村知识分子（初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的青年）、农民精英、赤脚医生、农技人员、大学毕业生等；培训的目标是打造具有独立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乡村建设工作者；培训的形式不是拘于课堂讲授，而是在田野里劳动。

　　2004年7月9日至12日，记者随同“乡村建设志愿者交流营”的营员们走进了这所免费培训农民的学校。

　　简陋条件与富饶心灵的碰撞

　　农村的夜晚很是寂静。7月9日，当记者和“乡村建设志愿者交流营”的40位营员到达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时已接近午夜。

　　校园没有路灯，拿着手电筒的翟城村村民和先期到达的志愿者边张罗着搬卸生活用品，边给营员们分配宿舍。来自山东省海阳市发城镇屋庄村的农民姜文忠在209室里拍打着被褥上的尘土。没过几分钟，他的身上就留下了几个“蚊痕”。

　　据曾来过的志愿者介绍，十多间教室和宿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漏雨现象，冬天房间里没有暖气和炉火。学校仅有的两个简陋厕所距离宿舍很远。不过，过几天来自台湾省的志愿者谢老师就要改造厕所了，他是联合国人居奖的获得者。“愿意帮忙建厕所的志愿者明天可以报名！”不知谁插了句嘴。

　　“目前学院的人力跟不上，管理还有待改善”，学院办公室主任邱建生说。从学院成立至今，具体管事的仅邱建生一人，许多杂事冲淡了他对常规工作的投入。由于经费全靠社会捐助和国际组织援助，学院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经费，因此固定设施上的投资很少。

　　为了学院的生存，温铁军从自己的稿费收入中捐出4万元给学院，还捐出了自己的数码相机和摄像机。翟城村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前后花了40多万元买下校舍，其中30多万是以高息向村民借贷来的，所以村里渴望尽快见效益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邱建生说。

　　新乡村建设的实质就是改良

　　邱建生原是《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学院成立后他和妻子把家从城里搬到了翟城村。“从前两期的培训看，培训后的农民最大的转变是观念认识上的变化，‘哭着维权不如笑着乡建’。记得第一批学员中有个重庆的农民，来时因为农业税和镇政府对抗得很厉害。通过培训，回去后他积极组织合作社，不但发展了好多会员，而且学会了主动和政府沟通。”

　　学院负责合作社培训的高战老师认为：“只有搞农民组织化教育，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才能畅通。我们的培训就是火种，培训那些有志于建设家乡的农村精英。也许我们不能做成什么，但我们坚持在做。”

　　温铁军的话更为直白：“新乡村建设的实质就是‘改良’，这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我们做的是自下而上的‘改良’。新乡村建设不是搞项目，我们强调的是‘以人为本’，让农民把自己当‘人’看，无论是在家种地或是在外打工。”

　　学校的教育方式是“分享式教育”，让农民自己现身说法，互教互学，自我教育，自我发展。有的学员课后说：一辈子没觉得自己这么像个人。山东省莘县徐庄乡史河口村农民史存义是学院成立后的第一批受训学员之一。经过培训，史存义在家乡开始筹划合作社。7月10日，带着建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史存义第二次来到了翟城村。和这位高中毕业的中年农民闲聊，记者真切感受到学院所倡导的“学会尊重农民和发现他们的潜力”之涵义。

　　从这里瞥见干部与农民之差

　　距不收学费、报名费和住宿费，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与其他一切面向农民的培训机构的不同之处。邱建生认为：“我们说‘劳动者免费’不是‘不劳而获’，主要是想树立尊重农民劳动的价值和维护劳动者尊严的观念。再说，农民精英是农村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大多不富裕，如果对本来就稀缺的这部分人收费，那么来学院学习的农村精英就更稀缺了。”

　　“我记得学院的第一批学员中，有13名山西省运城市下属县市的农业局干部。在劳动时，种辣椒种得最差的是农业干部。当给学院提意见时，他们说一要改善伙食，二要不参加劳动。”不到3天，13名农业干部基本走完。高战老师介绍，在13名农业干部走的时候，他们还要求学院开证明和“培训及参观”发票，他们还想去秦皇岛游玩。

　　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与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知名度分不开，也与当代“三农”问题学者温铁军分不开。197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曾说过，他的经历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11年，这两个11年让他深刻了解农村，了解现实。1968年到1979年，他曾在山西插队、苏北当兵。1987年到1998年，他在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工作。温铁军在这一阶段进行了大量的农村实地调查研究，“而且是向上级报的忧远远多于喜”。正因为有这两个11年，他知道农村的事情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所以他希望用改良的办法，缓解“三农”困境，化解“三农”矛盾。当前农村最大的问题是组织空白，运作空白，而解决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从打扮来说很接近农民，而脸貌又属于知识分子”的温铁军（经济学家吴敬琏语），多年坚持要注意制约我国“三农”问题的两个主要矛盾：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18年的农村研究给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层试验所得到的感性经验，比书本上那些精确漂亮的理论模型更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温铁军说，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当下乃至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基本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派生的或非战略性的。他多次强调，如果说20世纪农民问题是土地的问题的话，那么，21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三农”问题不是“农业、农村、农民”，应是“农民、农村、农业”，农民在“三农”问题中是第一位的。（记者孟亮）

　　人大预算监督：打向财政支出的一柱强光

　　从6月底开始，广东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预算监督室主任黄平陆续收到了来自广东省财政厅各部门的数百份文件──在这些文件中，广东省财政部门对今年以来省人大代表就政府预算提出的各种问题给出了正式答复。黄平拍着这些答复说：“我们人大对预算的审查力度确实得到了加强。”

　　从“几页纸”变成“一本书”的预算

　　回到5个月前。对于习惯处理政府内部上下级关系的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来说，2月10日开始的广东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无异于敲响的警钟：面对数十位省人大代表就政府每一笔预算支出提出的尖锐问题，他和他的同事不得不参加一场又一场的询问会、座谈会和小组讨论会，反复地辩解、阐述和承诺，以期大会在15日闭幕时能表决通过那份关系重大的《广东省2003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04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在听取了大家意见后，我真是受益匪浅”，刘昆在12日晚间举行的会议上一边说，一边站起来向人大代表鞠躬，“请继续提问，我随叫随到。”

　　事实上，出席这次会议的700多名广东省人大代表已经改变了历史。人手一本3厘米厚、16开大小的预算手册，他们开始了控制当地政府支出、卡住“钱袋子”的尝试。

　　连续5届当选人大代表的林贤才是见证者之一：“几年前我参加大会时，预算报告还就是几页纸，外加两三张表格，财政厅长在大会上念一遍，代表拍拍巴掌，没等弄明白就匆匆忙忙地举手通过了。”

　　随着民主进程的加快，这种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的预算报告已经无法让参加会议的人大代表感到满意了。2001年，广东省政府首次向人大会议提交了7个部门的部门预算。2003年，提交审议的部门增长到了102个，今年更是扩大到114个部门，审议金额突破225亿元，最终成为一本厚3厘米、重1．5公斤的大手册。

　　在这本手册上，每一个部门的基本职能、人员设置和收入支出明细表都列了出来，一些资金消耗较多、关系重大的重要项目后都附上了简要说明。“在其他一些国家里，议会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审议预算，就是‘管钱’”，省人大代表、华南师范大学法律系教授袁古洁拍打着手中的报告对记者说，“我们是人民的代表，就是要代表人民管好纳税人的钱。”

　　透明预算：是考验也是挑战

　　事实上，从今年2月起，接受代表“预算风暴”的不止刘昆一位官员。2月11日下午，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李兰娟也坐在了36名省人大代表面前，就一本厚达百页的《浙江省2004年省卫生厅部门预算（草案）》接受审查。

　　与此同时，湖南、湖北武穴市也都先后刮了“预算风暴”。回顾这些或大或小的“风暴”，政府，做好应对透明预算制度的准备了吗？

　　疑问一：代表是否有足够能力“真正审核”预算报表？

　　据记者了解，一些政府官员对于代表审核预算报表的能力存在疑问。很多代表承认，审计草案还是存在一定专业障碍，而时间又过于仓促。不少代表在会后提出，要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设立相关部门，从社会上聘请专家在大会前先行审查；或者在大会期间成立相关委员会专门从事对预算案的审查。

　　疑问二：政府官员应当怎样对待人大审议？

　　在广东省人大审议预算期间，一些政府官员们还是有些紧张，在回答代表询问、质疑时的一些措辞和说法往往流于简单粗糙。而很多政府官员私下认为，代表“不懂”、“不是行内人士”，说出的意见不值得重视。“也许他们和他们的工作本身并没有错，只是由于长期以来只习惯和上下级官员打交道，缺乏足够的公共事务处理经验和身为人民公仆的意识”，中山大学教授任剑涛说，“这也提醒社会，政府官员做好直接面对公众和公众代表、直接面对传媒和社会舆论的准备，已是当务之急。”

　　疑问三：人大代表如何将“预算监督”进行到底？

　　不论在大会期间刮得多急、多猛，大会一结束，“预算风暴”似乎就完全过去了。不论是广东省人大还是浙江省人大，尽管许多代表提出了尖锐意见，但是没有一份修正案提交给大会讨论。在浙江，人大正努力将预算监督“进行到底”。浙江省人大目前正着手建立人代会对部门预算草案审查报告确认制度。被否决的部门预算，人代会后重新编制，经法定程序，报同级人大财经委或常委会审批，从而形成“财经委审查部门预算，人代会确认”的新格局。（记者王攀）（来源：《半月谈》/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