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7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组长何勇近日表示，运用行政权力办理的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密，都要向社会公开。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但“应该公开”能否做到到事实上的“真正公开”，则是我们更为关切的。

　　从宏观角度来讲，所有的政务都与民众利益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一个受老百姓欢迎的政府，必须是忧民所忧、乐民所乐的服务型政府。而要打造一个这样的政府，政务公开（政误公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个起码的前提。不让治下的民众知道政府的相关信息，自然容易“端盘子”“捂盖子”，自然容易借垄断信息而寻租自肥，自然容易逃避监督我行我素，也自然容易固步自封高高在上。实践证明，公开透明是廉洁高效的一个前提。

　　现代社会，人们掌握信息的多少，决定了人们行动的自由度的多少。因此对信息的渴求，不仅是公民的一种本能，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公民理应享有的知情权。但是，“知情权”的获得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秘诀，而“法藏官府，威严莫测”则是人为制造统治者威严的一大传统。因此，政务信息公开如果不借助于法律的外部性强制力量，依靠政府本身的道德自觉，显然难以推进。

　　何勇说，要依法推进信息公开。那么，依什么“法”就至关重要。如果说依现在的法律的话，我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可“依”的信息公开法。因此，尽快制定这样一部法律应是当务之急。根据常识，“党和政府的机密”往往是各级政府拒绝公开某些信息的天然挡箭牌，是政府部门不向公众提供信息的一个“大口袋”。因此，如果不能在法律上给“机密”一个明确的、可操作的界定，指望信息公开也是奢谈。比如某官员被双规，民间已然流言四起，相关部门应不应公开这样的“信息”？某地发生恐怖事件，政府能不能为了“安全”和“机密”考虑而故意隐瞒甚至歪曲信息？这些都是不容回避的难题。

　　何勇“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密，都要向社会公开”的表态，显示了政府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决心和态度。但是，如果不将“机密”问题作一个法律上的明确界定，“滥用保密权”的现象就不可能杜绝，比如官方就可以说：“你凭什么说我是滥用保密权？这是‘机密’，无可奉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