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广州市天河区从2001年开始即率先在全市试行车改，今年7月18日，天河区22条街道的43辆公务用车被拍卖，应该说这是天河区公车改革的实质性步伐，但正在这时，改革受到了市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的质疑。原因是，其改革方案一直没有向外界公开，包括市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也不知情。

　　公车改革，已经是全国的潮流。从天河区的情况看，属于“取消公务用车，实施公务交通消费货币发放，超支不补，节约归己”的模式，这在全国的改革试行办法中，是有先例的；其补贴标准的高低，也没有人质疑。省政协委员和市人大代表只是要求天河区“公开改革方案，接受各界监督”。这一质疑包含的信息值得解读。

　　在今天的公众认识水平上，既不向人大汇报，也不交政协讨论，更不向社会公开，这种关着门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种行政作风，已经落后于时代。近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副书记、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组长何勇在接受《求是》杂志采访时表示，“运用行政权力办理的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的机密，都要向社会公开”。

　　政务公开，早已是行政程序的常识。你给公众办事，没有理由不让公众知道你在办什么，怎么办。这个程序不容偏废，也不容用“效果是好的”来反证不公开的合理性。正如你通过静脉注射可以达到不饿，但那跟通过口腔吃饱不是一回事一样。拿天河区的公车改革来说，它跟全国的公车改革水平比起来，可以算是比较好的，但省政协委员和市人大代表的质疑并不涉及这个问题，他们质疑的是改革的程序，至于这个改革是好还是不好则是另一回事。

　　公众不知情，代表公众利益的专职议事机构和监督机构不知情，你却悄悄地为公众办好事，这违背常识。在政务公开的呼声比公车改革的呼声还要高还要深入人心的今天，你秘而不宣地通过削减自己的福利来增加公众利益的改革，动力不知来自何处。如果是在一种代表公众利益的坚定信念支持下而进行不公开讨论的改革，推论起来，只能是出于对公众和人大、政协的不信任，但同时也就无法避开嫌疑。这一深刻的悖论是无法解释的。

　　何况无数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期望政府部门在不公开的前提下只做符合公众利益的事，多半只能是一厢情愿。汽车是一项重大消费品，要从公务员已经习以为常的福利中抽出这一大块，注定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样的改革只让享受着这项利益的人们关着门来进行，只能是一件更加让人担心的事情。

　　任何推动都需要借助外力的支点，坐在汽车里推不动汽车。要卸掉公车这样沉重的社会包袱，必须要找到最为坚实可靠的民意支点。而除了公开，还有什么途径能找到真实的民意呢？在目前的国情下，人大、政协都不知道，又怎样体现民意呢？

　　改革开放以来，公车消费的增速高过了任何一项社会财政收入的增速。而公车改革的呼声也贯穿于整个公车膨胀的过程。亦即今天公车的严重负担，是在公众日渐强烈的公车改革呼声中不断加重的。睁眼看看世界，那些比我们发达得多的国家的公车管理和使用办法，不免使我们心情复杂。而我们庞大的公车队伍几乎可以半公开地扩大使用到个别公务员的非公务范围。今天，举国上下一致的共识是，公车使用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全国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办法。可以说，任何一个地方如果要赖着不改，已经难抵公共舆论的压力了。

　　但是，天河区的公车改革却引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质疑，这说明并不是任何形式的改革都能获得公众的喝彩。人们要求内容公开，程序公正，要求以公开求公正。这跟改革开放之初的民意表达水平相比已经上升了一个量级，这一点就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收获。